共同犯罪中受贿并触犯徇私渎职罪的罪责认定/夏祖悦(2)
本案中被告人屈某明知其他同伙的犯罪意图，亦明知其他同伙将会为行贿人的不当利益徇私舞弊，违反国家法律，将不符合暂予监外执行条件的罪犯暂予监外执行。仍然积极收受贿赂，对其他同伙人的行为表示默许，并提供公共权力上的便利和精神上的支持，对本案中徇私舞弊渎职行为的发生产生重大的推动作用。因此被告人曲某的行为是典型的共犯行为。应以徇私舞弊暂予监外执行的共犯论处。
（二）、被告人屈某应以受贿罪和徇私舞弊暂予监外执行罪两罪并罚。
徇私作为渎职犯罪的一种常见动机，往往是与受贿紧密相连的，对于国家工作人员在犯渎职罪的同时又收受他人财物构成受贿罪，是否应当按牵连犯处罚？在司法实践中争议颇多。
刑法第三百九十九条第三款规定，对犯徇私枉法罪或枉法裁判罪同时又构成受贿罪的，应依据刑法处罚较重的规定定罪处罚，对刑法这一规定，在理论界和司法实践部门存在两种不同观点：
一种观点认为，刑法第三百九十九条第三款属于提示性规定，即在徇私枉法或枉法裁判与受贿之间出现牵连时，应按从一重罪处断原则处理。立法者是为了防止司法机关在实践操作中出现疏忽而作出这一规定，是对刑法理论关于牵连犯处理原则的一种重申，这并不排斥对其他渎职行为与受贿行为存在牵连时，同样也可以适用从一重罪处罚的原则。
另一种观点认为，该条款的规定是刑法对枉法行为与受贿行为存在牵连时在处罚方式上所作的特别规定，不具有普适性，对其他渎职行为和受贿行为发生牵连的情形，不能按从一重罪处罚的原则处理。
笔者认为，对渎职受贿行为除刑法第三百九十九条的特别规定以外，应当实行数罪并罚。理由如下：
１、是我国刑法罪刑法定原则的客观要求。依据该原则，对渎职受贿行为的处罚应当有明确的法律依据。而我国刑法对牵连犯及其处罚原则并未在法律上予以明确，因此对牵连犯从一重罪处断原则不能作为渎职受贿行为的处罚的法律依据，而数罪并罚才是我国刑法处理一人犯数罪的刑法依据。至于我国刑法第三百九十九条关于徇私枉法、枉法裁判罪与受贿罪存在牵连关系时从一重罪处断的规定，属于刑法的例外规定，无普遍适用的效力。有人认为该条属提示性规定，笔者认为，这是有失偏颇的，因为牵连犯不仅会出现在渎职罪中，在刑法分则其他章节的具体罪名中同样会涉及，那么刑法为何要单单在渎职罪的这一条中予以特别提示呢？况且如果对牵连犯适用从一重罪处断原则是普遍适用的原则，那么刑法何不如在总则中对此予以明确。在单个罪名中提示，不仅起不到提示作用，反而会引起诸多疑问，给执法者造成误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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