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不安抗辩权的法律思考/张旭科(13)
第三，关于适当担保的确定。所谓担保，包括人的担保和物的担保两种，这应是无疑的。但对于“适当担保”的“适当”程度，法律并没有做出明确的规定，通常理解应为与债务“相当”、“足够”，但实际上“适当”不等于“足够”。这就给先履行一方留下了可乘之机。先履行一方可以以担保不适当为名拒绝履行其本不愿履行的合同，从而造成后履行一方的损失。因此建议最高院在进行司法解释时，对此进一步的明确界定。
第四，对于提供担保的期限的确定。我国《合同法》将之界定为“合理期限”，至于“合理期限”为何则无进一步界定。笔者认为，根据合同法立法精神和合同自由原则，并参考国外的有关立法例，宜采取司法解释确定与当事人约定相结合的办法，即由最高法院做出司法解释，对“合理期限”的最长期限进行规定（可以移植英美法的30天）；同时允许当事人自行约定“合理期限”的具体时间（对于当事人双方约定合理期限的，规定其上限可以不受30日的限制）。
第四，关于一方当事人提供了充分担保，双方继续履行合同义务的期限的计算。关于提供担保后继续履行合同的期限，《合同法》无具体规定，笔者以为， 对之做出具体规定为宜。实践中，一方要求提供担保而另一方确实提供了充分的担保，这表明双方对实现合同目的存有较高的期望值。因而继续履行期限的确定，应以确保合同的实际履行为价值目标，将合同继续履行的履行期限交由双方当事人重新协商约定为佳。
此外，笔者认为，还有一个问题值得注意：即评价相对人资信恶化的底线标准问题。把我国合同法上的不安抗辩权与传统不安抗辩权的适用条件相比，可以发现，虽然前者将“财产显著减少”要件细化为几种具体情形，使不安抗辩权的行使条件更加宽泛，但是忽略了“有难为给付之虞”的评价相对人资信恶化的底线标准。在这样的结构下，转移财产、抽逃资金、丧失商业信誉是否一定意味着相对人“有难为给付之虞”？笔者认为，如果法律规范没有明确提出以“有难为给付之虞”作为评价相对人资信恶化的底线标准的话，那么不安抗辩权就难以避免被滥用的危险。
8 结论
现行《合同法》引入了“不安抗辩权”的概念和其基本的制度框架的同时，也吸收和借鉴了英美法系预期违约制度和《联合国国际货物销售合同公约》默示预期违约规则的合理性，并结合我国国情，对两者有机结合，构筑了一个相对先进的不安抗辩权制度体系，使不安抗辩权制度更先进，更完善，从而形成了有中国特色的不安抗辩权制度，体现了大陆法系和英美法系融合的时代潮流，代表着世界民商法发展的趋势。但是《合同法》颁布之后，我们不得不承认其并没有想象中的那样理想，更无法谈上完美，我国的合同法理论也不得不面临一个以解释为主的转型。《合同法》没有对不安抗辩权制度进行的具体的制度设计，因而，如何在实践中操作，如何使理论与立法和司法实践有效交流，从而不断完善不安抗辩权理论，这一切的一切都有赖于法院和法官逐步的总结和归纳，也要求最高人民法院就此尽快做出司法解释，以指导审判实践，同时也是法学理论责无旁贷的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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