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序性裁判中的证据规则/陈瑞华

程序性裁判中的证据规则/陈瑞华(14)

注释:
[1]有关1996年刑事审判方式改革的评论，参见陈瑞华：《刑事诉讼的中国模式》，法律出版社2010年版，第159页及以下。
[2]有关相对独立的量刑程序，可参见陈瑞华：《量刑程序中的理论问题》，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1页及以下。
[3] 根据中国刑事诉讼制度，对于一审法院所作的未生效“判决”或“裁定”，当事人有权提出上诉，检察机关可以提出抗诉。但对于一审法院所作的“决定”，无论是当事人还是检察机关，都无法获得启动二审程序的机会。无论是刑事诉讼法还是司法解释，都要求法院在处理诸如管辖、回避、延期审理、辩护等方面的程序性争议问题时，不经过司法裁判程序就可以作出“决定”。而这些“决定”，恰恰规避了法定的上诉和抗诉程序，成为一种不可救济的司法裁判行为。
[4]有关中国新确立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可参见陈瑞华：《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中国模式》，载《中国法学》2010年第6期。
[5]出版社2010年版，第
[6]参见陈瑞华：《程序性制裁理论》，中国法制出版社2010年版，第233页及以下。177页及以下。
[7]参见陈瑞华：《比较刑事诉讼法》，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46、115、294页。
[8]参见林钰雄：《刑事诉讼法》（上册），元照出版有限公司2004年版，第414页。
[9] See Joel Samaha，Criminal Procedure，Wadsworth Publishing Company，1999，pp.570-583.另参见[美]爱伦.豪切斯泰勒.斯黛丽、南希.弗兰克：《美国刑事法院诉讼程序》，陈卫东、徐美君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76页及以下。
[10]See Michael Zander，The police and Criminal Evidence Act1984 ，Sweet & Maxwell，1990，revised second edition，p.196；JohnSprack，Emmins on Criminal Procedure，Blackstone Press Limited，1997，eighth edition，pp.150-151，pp.280-282.
[11]参见注[7]，第32页及以下。
[12]参见注[6]。
[13]在曾经引起举国关注的刘涌案件中，最高人民法院在再审判决书中，就采纳了这种裁判方式。根据该法院的判决书，沈阳公安机关的预审人员、监管人员、看守人员证明“公安机关未对刘涌及其同案被告人刑讯逼供”的说明材料，就被直接作为否定刘涌等被告人所说的存在刑讯逼供事实的证据。参见最高人民法院（2003）刑提字刑事判决书，载《法制日报》，2003年12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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