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序性裁判中的证据规则/陈瑞华(7)
三、证据能力
迄今为止，中国法律只在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适用方面确立了程序性裁判程序，而在其他程序性争议问题上，法院别说适用自由证明的规则，就连更为简单的释明程序都没有建立起来。因此，研究程序性裁判中证据的合法性问题，我们只能将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作为分析的样本。
（一）公诉方证据材料的证据能力
根据《非法证据排除规定》，法庭对被告人审判前供述取得的合法性有疑问的，公诉人应当向法庭提供讯问笔录、原始的讯问过程录音录像，提请法庭通知讯问时其他在场人员、其他证人或者负责讯问的侦查人员出庭作证，对该供述取得的合法性予以证明。与此同时，该司法解释对于公诉人提交的“加盖公章的说明材料”，也采取了有条件承认其证据能力的态度。不仅如此，被告人提出审判前供述系属非法取得的，也会向法庭提供涉嫌非法取证的人员、时间、地点、方式、内容等相关线索或者证据，对于被告人所作的相关陈述，法庭也可以确认其证据能力。
在上述可能出现在程序性裁判过程的法定证据中，无论是被告人陈述，还是公诉方提交的其他证据，都可能被被告方用来证明侦查行为的非法性，或为公诉方拿来证明侦查行为的合法性。为保证法庭获得尽可能多的证据信息，法律对这些证据的证据能力没有作过于严格的限制。当然，《非法证据排除规定》对公诉方提交的“加盖公章的说明材料”，还是作出了明确的规范和限制。
根据以往的司法惯例，遇有被告方提出庭外供述笔录系属违法取得的情况，法庭有时会责令公诉方进行必要的“调查核实”，而公诉方则通常会在经过短暂的“庭外调查”之后，向法庭提交一份侦查机关加盖公章的“情况说明”，该材料一般以单位的名义证明侦查人员不存在违法侦查行为，有些材料甚至还信誓旦旦地声称“本单位的侦查员严格遵守了法定的诉讼程序”。对于这种“情况说明”，法院过去都采取了一律采纳的态度，将其作为否定刑讯逼供事实存在的直接依据。[13]但是，面对被告方诉称侦查人员存在刑讯逼供、要求排除非法证据的情况，任何侦查机关都会本能地否定刑讯逼供的存在，也都会提供一份旨在否定被告方诉讼主张的“情况说明”。这种由侦查机关加盖公章的“情况说明”，由于没有任何侦查人员签名或者盖章，法庭也不会通知他们出庭作证，控辩双方都无法对侦查人员进行当庭盘问，被告人更不可能对他们进行当庭对质，法庭也无法对侦查人员亲自发问，这就既剥夺了被告方实施质证的机会，也难以保证该情况说明的可靠性。更何况，侦查机关即便提交了错误的、不可靠甚至伪造的“情况说明”，法院也不可能追究该机关的伪证责任。这种免受伪证责任追究的现实，也难以保证侦查机关提交符合事实真相的说明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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