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人格利益和无形财产利益的权利构造--以法人人格权为研究对象/吴汉东
一、人格与人格权的逻辑联系：有“法律人格”之法人有无人格权
传统人格权的概念、定义及制度设计，是以自然人为基点而展开的。在中国民法典编纂活动中以及当下人格权法酝酿之时，法人是否享有人格权，法人享有哪些人格利益，法人人格权采取何种立法模式，均是存有争议的问题。
对于法人人格权问题的探讨，须从“法人格”着手，即是将作为主体资格的人格与作为精神利益的人格区别开来，以法人为研究对象，考察人格承载的主体与人格支配的客体两者之间的关系。
人格在法律上主要有两种含义：一是作为民事主体享有权利和承受义务的资格。谢怀栻先生在其著述中谈及近代民法的基本特点时所言的“人格平等原则”，指的就是人的法律地位或权利能力平等。[1]这里的人，显然是市民社会中的自然人。二是指应受法律保护的精神利益，即是人格权所保护的对象。权利的本质是享受特定利益的法律上之力。王泽鉴先生认为，人格权的内容，不能以金钱加以计算，不具财产的性质，“即以体现人的尊严价值的精神利益”。[2]这里讲的精神利益，当然亦是自然人所享有的利益。自《德国民法典》以来，社会生活中出现了与自然人主体截然不同的法人主体。这不仅需要在立法上对传统单一的民法主体体系予以突破，而且需要新的人格理论对新的民事主体予以诠释。
在民法理论中，凡具有人格者即可成为民事意义上的人，凡成为民法上的人即可享有和行使权利。这种人格观念起源于罗马法。在罗马法中，只有同时具备自由人、罗马市民和家长三种身份的人，才具备完全的人格，才享有自由权、市民权和家族权；如果上述身份发生变化，相应权利的享有和行使亦会随之变动。罗马人创制了人格观念，构成了后世法人制度包括法人人格权制度的思想来源。依罗马法理论，凡具有独立之人格，便可以成为法律意义上的“人”，既包括具有自然属性的人，也包括法律拟制的人。自罗马共和末期，法律开始承认诸如政治的、经济的、宗教的、军事的等各种社会组织的主体资格，并将其概称为“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ａｓ”（团体）。罗马法学家认为，团体的权利义务为其所独有，与属于团体的各个人无关。[3]可以说，团体和组织团体的分子都具有独立的人格；而作为法律关系的不同主体，也可以享有和行使各自的权利。这种抽象人格的理论，扩大了民事主体范围，将权利直接赋予“法律拟制之人”。
在近代民法中，《德国民法典》创设了权利能力的法律概念，并以此为基点构建了法人格与民事主体的逻辑关系。权利能力一词秉承了罗马法上的人格概念，两者有着密切联系，皆为构成民事主体之前提条件。日本学者北川善太郎认为，在民法上，“法的人格者等于权利能力者”，关于人或法人的规定，“表现了最抽象化层次的抽象的法人格”。[4]民事能力（含权利能力）和人格是从不同的角度来界定民事主体的。人格概念的意义在于揭示民事主体的内在统一性和其实质，界定主体与客体的关系。“民事能力概念的意义在于揭示民事主体的差异性，具体刻画民事主体存在与活动的状态与特征。”[5]从法律技术逻辑层面看，《德国民法典》以权利能力核心概念为中心，进行主体人格的制度设计。在财产权领域，这种构架中的逻辑关系就是“经济人－权利能力－法律人”。近代社会科学文献对社会结构采取了政治国家与市民社会二分法，这与法律结构中采取的公法与私法二分法是一致的。所谓市民，即是理性追求自己利益的经济人。在德国思想家黑格尔看来，市民社会应该由非政治性的社会成员构成，所谓市民社会就是一个由经济人组成的社会。[6]通过权利能力这一人格依据，法律将理性追求自己利益的经济人与有意思能力、责任能力的法律人直接连接起来。财产法将其调整对象的基点置身于自然人，而法人不过是自然人的集合。在财产权范畴，法人虽然因其权利能力不同而有别，但在民事活动中的法律地位一律平等。除《德国民法施行法》第８６条之规定对公益法人取得财产的数额有所限制外，法人得享有一切财产权的权利。[7]在人格权领域，主体人格构架的逻辑关系则是“生物人－权利能力－法律人”。在近代西方哲学中，人格不过是哲学思想上对于人的本质的总结。以此为基础，内在化的伦理价值观念成为近代民法关于人的伦理性认识的核心，并由此构成近代民法人格构造的基础。随着社会生活中人的伦理价值的扩张，民法通过建立统一的、独立的“人格体”制度，将生命、健康、自由和尊严这些内在的伦理价值规定为外在的、实在法设置的“权利”（各种人格权）。[8]在自然人人格场合，“法律人”的成立是以伦理价值为依据，将伦理价值从人的范畴中抽去之后，即通过权利能力将“生物人”自然本性与“法律人”的法律属性直接连接的。而在法人人格场合，由于权利能力扮演“团体人格”的角色，从而形成“团体－权利能力－法律人”的逻辑联系，从而使得法人与同为“法律人”的自然人一样在某些方面享有人格利益成为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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