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事审判中刑事和解协议效力的认定/刘 丽(2)
据此，镇海区法院判决：被告毕君、翁建英支付原告翁明奎50万元，被告张亚君对被告毕君、翁建英应履行之义务承担连带责任。
宣判后，毕君等三被告不服一审判决，向宁波中院提起上诉。
2011年9月22日，宁波中院经审理后认为，原审判决认定事实基本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审判程序并无不当。遂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评析
1．刑事和解协议的主体。签订刑事和解协议的主体应具有理性表达意志的自由，对和解后果有清醒的认识，具有履行和解协议的能力并能承担相应的责任。因此，刑事和解协议签订人必须是完全行为能力人，无行为能力人或限制行为能力人的法定代理人可以代理其签订协议并履行非人身性的义务。就身份而言，只有被害人和加害人才能成为协议主体。就法定资格而言，非被害人或加害人必须具备法定的资格，加害人被羁押的，尽管协商和签订不可能在羁押场所一次性完成，但是在有加害人明确授权的律师进行代理的情况下，可以由律师与被害人进行协商并签订和解协议。本案中，毕君为大学文化，曾系某银行支行行长，而毕君妻子翁建英系某银行职工，两人均能够清楚地认识到和解协议的后果，并能承担相应的责任，能够作为协议的一方当事人。
2．刑事和解协议的真实自愿。在主观方面，签订刑事和解协议应当是当事人自愿、真实的意思表示。本案中，毕君妻子翁建英和翁明奎协商包括最终签订协议，律师也始终在场，虽然毕君被羁押于看守所，签订双方未能面对面进行协商，但毕君辩护律师将和解决定的法律后果告知了毕君。在该案开庭审理时，毕君辩护律师将翁明奎与毕君签订的和解协议、翁明奎的谅解书作为证据提交给法院，毕君对法庭表示对该和解协议没有意见。故三被告在签订协议时应当能够完全获知本人的权利和协议的法律后果，签订本案所涉协议应视为三被告真实意思表示。
3．双方达成的合意不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和不损害社会公共利益。既然刑事和解协议本质是明确双方民事权利义务关系的民事协议，在民事审判中，法官应审查和解协议是否符合法律规定并对公共利益进行考量。本案庭审中，被告毕君辩称涉讼和解协议以毕君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刑事案件的定罪量刑为前提条件，违反了宪法、刑事诉讼法等法律强制性规定。对此，笔者认为，在公诉案件中，当事人双方在刑事和解中就犯罪人刑事责任的处理只是达成一种意向，当事人的处理意向并不发生法律效力，具体如何处理必须由司法机关给予裁决。司法机关对于双方当事人就民事赔偿达成协议的刑事案件，在判刑时对犯罪行为人从轻处罚，也主要是考虑其悔过情况、主观恶性和人身危险性情况，而不是金钱与刑事处罚的交易。即在公诉案件的和解中，当事人直接处分的是民事权益（可能间接影响刑事部分的处理），而不是刑罚权。故本案和解协议以刑事案件的定罪量刑为前提条件并不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也未损害公共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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