恶势力犯罪的认定和法律适用问题探析/朱格林(2)
笔者认为，恶势力犯罪概念的定义应取决于不同的研究价值取向。广狭义概念说把一般团伙犯罪纳入研究视野，扩大了考察范围，对恶势力犯罪的预防、立法和司法进行突然向应然性的研究是非常必要的，但该说除狭义概念指出恶势力犯罪属有组织犯罪外，其广义概念对恶势力犯罪却未作个性化研究；特征定义说和法律层次说，以现有法律规定为依据，从司法实然性角度出发，着重考察行为人的行为特征和性质，在实务上具有一定的可操作性。以上三种观点，虽然对恶势力犯罪提出了思考途径，却未能给出明确的概念定义，笔者认为，对恶势力犯罪的定义应考虑以下因素：
第一、由于不同时期，人们的行为习惯、价值取向和社会治安形势存有差异，认定恶势力犯罪的立足点、出发点和对其适用的刑事政策也会不尽一致，恶势力犯罪的内涵和外延也会因此不同。
第二、在我国现行刑法的框架下，恶势力犯罪的定义应当区别于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至少它应包含以下几方面内容：（1）、作为一种势力，恶势力是以多人（3人以上,多则数十上百人）为前提的组织或群体；（2）、恶势力特有的组织、行为、活动区域特征；（3）、行为方式特点；（4）社会危害程度。
第三、在认定恶势力犯罪时，不能只依据犯罪人行为是否具有暴力倾向和危害后果是否严重以及周边群众的个体态度来认定，应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坚持主客观相一致和罪刑法定原则，以唯物辨证法的方法进行考量。
综上，笔者认为，恶势力犯罪是指犯罪主体以纠合性组织或群体在相对固定的区域或行业内，采用暴力、威胁等手段肆意给犯罪对象造成了一定损害后果或危险，应当受到刑罚处罚的犯罪行为。
二、恶势力犯罪的一般特点
1、主体构成明显，劣根性较深。无论是恶势力头目、骨干，还是盲目跟从的“烂仔喽罗”，基本上都是其活动区域内的当地人，他们的骨干人物以亲缘、宗族、同乡、同学、狱友、相同经历和恶习等共同点为联系纽带结成恶势力核心，特别是那些有前科劣迹的“两劳”释放人员或多次被治安处理的人员，这些人以其“恶名”、“丰富”的作案经验、反侦察伎俩作为“操社会”和“炫耀”的资本，在当地裹胁、网罗成员，从而形成一股反社会的邪恶力量。如岳池县的杨辉团伙，其骨干均系当地开“摩的”的农民以“结亲家”方式聚合而成；邻水县黄运忠为首的86名“梅花会”成员，其中47人曾被政法机关打击处理过，十余名骨干都是当地用扑克牌搞“三猜一”诈骗的“同道”【8】。
反社会是恶势力的共同本质，也是其“恶”之所在。这些人大多数是无正当谋生手段、个体素质低下的青少年，邻水刘凤、张坤团伙，全是18岁以下（最小仅15岁）的“小杂痞”【9】，他们年龄虽小，却舞刀弄枪，追杀砍打，心黑手辣，缺乏社会公德，法律观念淡薄，谋生技能差，大多染有赌博、嫖娼、打架、斗殴、贪吃懒做等恶习，把享乐主义和称雄称霸作为追求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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