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商事案件审判监督程序新证据运用的多维思辨/徐勇(5)
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与公权力行使、私权利维护也存在一定辩证统一的关系。“检察机关对审判的监督是一柄双刃剑，它既可能有利于个案处理的公正，又可能损害审判的权威，扭曲诉讼的性质。” 对于司法权的正确行使，防止法官枉法裁判，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必不可少。但检察机关提起民商事案件的抗诉是一直以来颇受争议的领域。检察机关作为我国司法体制的重要组成部分，除了代表国家对犯罪进行公诉外，还承担着对法院进行法律监督的职能，民商事案件的抗诉就是这种职能的重要体现。很多人认为这种抗诉容易造成民商事案件中私权利维护的失衡。造成国家公权力介入后的私权利维护失衡。这种观点存在一定的现实基础。民事诉讼是当事人之间的证据对抗。司法实践中，检察机关为了实现抗诉成功的目的，过多介入民商事案件抗诉新证据的取证，实际上，这是对民商事案件证据规则的一种现实违背。对于民商事证据的取得，是当事人必须付出的诉讼成本，对于新证据的取得，胜诉一方的权益可能因为检察机关的过度介入而意外受损。
由于对于民事证据规则实施后，不少个案中出现的极端现象不能被公众接受。对于谁主张，谁举证的完全当事人主义举证责任分配，社会公众也有很多质疑的声音。对于以非法手段获取的证据，当事人的举证能力达不到辨别真伪的程序。这种情形下，就需要公权力的介入，但这对法院依据职权进行取证来说，并不是必然的理论依据。广东省的四会市一法官裁判一起普通的民间借贷案件，判决被告败诉，被告夫妇不服，认为裁判所依据的直接证据，欠条是原告胁迫所写，而在法院门口服毒自杀，后经过公安机关的侦查，取得了原告确为持刀胁迫被告夫妇书写欠条的证据，这个案件得到纠正。该案的审理法官遵循了民事证据规则，却不能得到当事人和社会公众的理解，最终还被公诉，虽然被判无罪，但其影响却是负面和深刻的。在这起案件中，法官如果因为被告的辩称，而主动调取证据，也仍然无法获取新证据。同时，如果这种证据规则得不到适用上的认同，则很可能造成法院必须不得不对每一起案件进行职权主义上的取证，这种做法可能损害了另一方的利益，因为在证据规则同等适用的情形下，这种证据规则适用的平等性受到冲击。“就举证而言，法官不能直接告知当事人具体应提交什么诉讼材料，应以争点与证据的整理为核心，不得对案件介入过深，否则会造成未审先决和审理不公。” 在这个案例中，审判监督程序依据是公安机关刑事侦查的结果这个新证据来进行的，但回归到原审程序中，被告方可以依据自己的权利，主动申请公安机关侦查权这种公权力来介入，而不是只是等待法院职权介入，因为公安机关的介入是因为可能存在刑事犯罪，而不是违反民事证据规则，造成平等的权利维护最终失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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