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通肇事的若干问题探析/张波(4)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解释》把“交通肇事后逃逸”的目的限定在逃避法律追究上是不太准确的。否则就很可能会出现以下荒唐的案例：一是肇事者肇事后并未离开现场，但是，肇事者就在现场站着袖手旁观，不采取任何救助措施，，按照《解释》的规定，他不构成交通肇事逃逸，也就不会加重处罚，显然，这是极不合理的。二是，肇事者在事故发生后将受害者送往医院抢救之后再行逃跑，或者拿出经费委托他人佯装过路人救助伤者，自己逃逸。此种情况下，肇事者虽然逃逸，但他救助了伤者，其危害已明显降低，但其逃避了法律的追究，仍然要加重处罚，如若这样就会给后来者造成一种心理的极度不平衡，救后逃逸与不救逃逸都要加重处罚，倒不如不救，就会造成更多的人得不到及时救助而死亡。显而易见这两种情形都是不合理的。笔者认为“交通肇事后逃逸”含义应定为：行为人具有该解释第2条第1款规定和第2款第1至5项规定情形之一（均系构成基本罪的条件），在发生交通事故后，为了逃避法律追究而逃离现场未履行救助伤者的义务的行为或尽管未逃离现场但不履行救助受害者义务的行为。只有上述情形出现，才应加重处罚。值得注意的是，首先，交通肇事后逃逸的前提是行为人已经构成交通肇事罪；其次，行为人明知发生了交通事故，否则不应认定为“逃逸”。再次，被害人需要肇事者的救助，并且肇事人有能力采取一定的救助措施。如果被害人当场死亡，或者被害人没死但已经由他人救助了，就不能认定被害人需要肇事者的救助。另外，在交通事故中，肇事者没逃离现场，但也不同程度的负伤，没法去救助受重伤者，就不应认为其应加重处罚。
3.2交通肇事逃逸的性质
关于交通肇事逃逸行为的法律性质，刑法理论上认识不一，主要有三种观点：一是“罪后表现说”，认为交通肇事后逃跑和受重伤的被害人后来死亡，二者之间是互相依存的，逃逸是交通肇事行为的继续，死亡是重伤后在特殊情况下的必然结果，肇事者的不作为对被害人可能进一步引起的后果可能有希望或放任的态度，但这一心态没有与进一步的行为相联系，也就没有独立意义，或者说，逃逸的实质是行为人在趋利避害的心理作用下，使肇事结果进一步加重的条件；[2]二是“独立行为说”，认为交通肇事后逃逸的行为是独立的犯罪行为，因此应实行数罪并罚或者按吸收犯处理；[3]其三是“分别情况说”，认为交通肇事犯罪的行为人在犯罪后逃逸并因而致被害人死亡的，应当根据不同情况分别对待，如果是在过失支配下进行的，就不是一个独立的犯罪行为。如果是在新的放任的故意支配下进行的，就是一个独立的犯罪行为。[4] 在交通肇事逃逸的场合，肇事者的逃逸即可能表现为单纯的逃逸，即把被害者留置在现场、放任不管、径自离去的情形，也可表现为“置”之后再逃逸。因此，认定其行为的法律性质，既不能只强调行为人的主观罪过，也不能只看重行为人的罪后表现，应当结合行为人的主观罪过和客观方面的表现来进行判断。如果是在先前的过失肇事的心理支配下逃逸的行为，则是一种罪后表现，不是一个独立的犯罪行为。如果行为人在肇事致人重伤的情况下，为了逃避法律责任，又介入了其他加害行为后逃逸，如将被害人移入偏僻处或抬进驾驶室不送医院抢救而放任其死亡结果发生，在这种情况下，该逃逸行为就构成一个独立的犯罪行为。 笔者认为，“分别情况说”根据不同案件中行为人的具体犯罪心理分情况来认定行为的性质，应当说更加科学。因此，认定逃逸行为的法律性质应当根据不同情况，遵循主客观相统一的要求，将行为人的主观罪过和客观方面的表现结合在一起进行分析来具体认定其是否属于独立的犯罪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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