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论人格权的独立成编/王利明

再论人格权的独立成编/王利明
再论人格权的独立成编

王利明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　博士生导师

在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形成之后，我国的立法工作进入一个新的阶段，民法典的制定已成为立法工作的重心。但是，在民法典的制定过程中，对于人格权是否应独立成编的问题，仍然存在争议。笔者曾经在多年前呼吁在民法典中将人格权独立成编，[1]但关于人格权独立成编的理由，尚有一些余论，在此提出以供讨论和参考。

一、人格权独立成编符合民法注重人文关怀的发展趋势

迄今为止，有关我国人格权独立成编的讨论主要集中于民法的外在体系层面。例如，苏永钦教授曾经从“形式方面的六项规则”和“实体方面的六项规则”对人格权独立成编的必要性提出了质疑。[2]但是，其讨论分析主要聚焦于形式美感，对于价值层面的意义并未作充分的分析。笔者认为，对这一问题的讨论，形式层面的分析固然需要，但价值考量更为重要。

笔者认为，民法价值体系的发展为人格权独立成编提供了坚实的基础。在传统民事权利体系中不存在与财产权等量齐观的独立人格权，民事权利仍然是以财产权为核心进行构建的。在这样的体系下，其核心价值是意思自治，强调交易的自由、财产的支配和个人的责任。但是，２０世纪的两次世界大战使人们深感人权被侵害的切肤之痛，因此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尤其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人权运动获得了蓬勃发展，从而极大地促进了人格权制度的迅速发展，对人格尊严、人的保护也提到了一个更高的层次。例如，《德国基本法》将人格尊严保护规定为法律的基本原则，并通过“一般人格权”等法律技术，对民法上的争议发挥间接乃至直接的影响。此后，以人格尊严保护为内容的判例大量产生。法国于１９７０年７月１７日颁布法令，在其民法典第９条中规定：“任何人均享有私生活受到尊重的权利”。其他国家也相继通过法典化乃至再法典化的过程或者通过判例的发展，强化对人格权的保护。尤其应当指出的是，民法逐渐确立了保护生命健康、人格尊严的价值优越于意思自治的价值取向，如禁止从事有损于人格尊严的支配行为，达成免除人身伤害责任的合意无效，等等。在此观念下，两大法系基本上已经就强化保护人格权达成初步的共识。随着对人权保护的强化，人们越来越重视精神权利的价值，重视个人感情和感受之于人存在的价值，重视精神创伤、精神痛苦对人格利益的损害。[3]因此，在当代民法中，人格权的地位已经越来越凸显，形成了与财产权相对立的权利体系和制度，并相较而言更加重要。这种发展趋势“对整个民法的体系正在产生重大影响，并引起民法学者对重新构建民法体系加以反思”。[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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