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亲属不必出庭作证：“亲亲相隐”理念的回归/缪军
新刑事诉讼法第188条规定:“经人民法院通知，证人没有正当理由不出庭作证的，人民法院可以强制其到庭，但是被告人的配偶、父母、子女除外。”新刑事诉讼法考虑到强制配偶、父母、子女在法庭上对被告人进行指证不利于家庭关系的维系，明确免除被告人的配偶、父母、子女出庭作证义务。这一体现“以人为本”精神的规定无疑是一大进步。
免除被告人配偶、父母、子女出庭作证义务，是古代“亲亲相隐”理念的回归。“亲亲相隐”或“亲属容隐”规定在中国古代历朝法律中均有体现，“亲亲得相首匿”，是指对于谋反、大逆之外的罪行，亲属之间可以相互隐匿犯罪行为，不予告发或作证。“亲亲相隐”制度最早由儒家提出，就是因为儒家承认人的自然情感，认为要想维护社会秩序，不能违背人的自然情感。其后的亲亲相隐制度的“立法理由”也被公开表述为尊重人类亲情。从汉宣帝颁发诏令起“亲亲得相首匿”就正式成为中国封建法律原则和制度。这一立法精神一经确立，即以其与儒家道德准则的和谐而成为长久没有动摇的传统，并为后世法律所沿袭。唐代，亲亲相隐在法律上形成了一套完整的制度。《唐律疏议·名例律》规定:“诸同居，若大功以上亲及外祖父母、外孙，若孙之妇、夫之兄弟及兄弟妻，有罪相为隐，部曲、奴婢为主隐，皆勿论。即漏露其事，及擿语消息，亦不坐。其小功以下相隐，减凡人三等。”《大明律》虽较唐律严苛，但也规定“同居亲属有罪得互相容隐”，“凡告人者，告人祖父不得指其子孙为证，弟不证兄，妻不证夫，奴婢不证主。”综观中国几千年亲亲相隐的发展历史，其范围呈扩大之势，从“父子相隐”到“亲亲相隐”到“同居相隐”。从行为的本质看，相隐行为由一种法律义务逐渐转变为一种法定权利。
现代西方法治认为，亲属作证作为一种特例规定，即作证是一种权利而不是义务，对“大义灭亲”行为不提倡也不惩罚。古今中外之所以都选择了“亲亲相隐”或容隐，是因为在任何社会，亲情都是社会的基石，允许“亲亲相隐”可能会对受害人造成不公，对司法部门查案和审判造成不便，但是，缺乏人情的法律，却会破坏道德伦常，亲情沦丧会起到更大的负面作用。日本《改正刑法草案》规定:直系血亲或者配偶，为了本人的利益犯前两项(指隐灭证据、藏匿证人罪)之罪的，不处罚;其他亲属为了本人的利益犯前两项之罪的，可以免除处罚。韩国历史上的法律制度深受中国儒家理论的影响，韩国刑法典规定了“藏匿人犯罪与亲属间之特例”，规定:亲族、家长或同居之家族为犯人而犯前项之罪者，免除刑罚。德国刑法典规定:有利于其亲属而犯本罪(指藏匿罪)者，不处罚。我国台湾地区的刑法分则设立了“藏匿人犯及湮灭证据罪”，规定:“配偶、五亲等内之血亲或三等内之姻亲图利犯人或依法逮捕、拘禁之脱逃人，而犯藏匿人犯罪或湮灭证据罪者，减轻或免除处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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