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我国刑事追诉时效制度的几点思考/刘绪凯(5)
3.行为人须是出于“逃避侦查或者审判”的故意，即明知自己的行为会妨碍司法机关对其犯罪事实的追诉，却希望或者放任这种结果的发生。这是确认行为人构成“逃避侦查或者审判”的主观条件。
（三）我国追诉时效延长规定的缺陷及其完善
除了以上两点以外，笔者认为我国刑事追诉时效延长的规定也存在不小的缺陷：
应当看到，我国追诉时效的延长存在着不足。尤其是刑法第88条，需要进一步修改完善。（1）条文用语表达不够准确，立法技术上还有欠缺。具体表现有二：第一，第88条第1款规定“在人民检察院、公安机关、国家安全机关立案侦查或者在人民法院受理案件以后，逃避侦查或者审判的，不受追诉期限的限制”。从字面上理解，如若犯罪人犯罪以后在有关机关尚未立案侦查或受理前先行逃避的，受追诉期限的限制，不能适用追诉时效延长的规定。其实，无论从立法精神还是从司法实践看，都不是这样。总是先有刑事案件的发生，然后才有对犯罪的追诉。照此行事，在大多数情况下，该款都是刑法的虚置而无存在的必要。因此，为避免造成误解，建议将该款的时间状语予以删除。第二，关于侦查机关，第88条中只提及人民检察院、公安机关和国家安全机关。而刑诉法中规定的侦查机关除此之外，尚有军队保卫部门、监狱，近年还增加了走私犯罪侦查部门。从理论上也许可以认为，刑法对这一款的规定采用的是概括式，非列举式，在实际中也不影响有关机关行使职权。但两部刑事基本法规定的不一致，会对我国普通公民乃至外国人在理解上产生偏差。所以，建议将“人民检察院、公安机关和国家安全机关”修订为“侦查机关”。（2）追诉时效延长的时间没有限制，显得过于严厉，有悖于刑法的公正、人道与谦抑。尽管追诉时效的无限延长有利于震慑罪犯，促其尽快认罪伏法履行刑事法律义务，也有利于保障被害人的权益。但不作任何限制，没有全面把握打击犯罪与保障被告人权的平衡度，又显过于严厉。首先，犯罪从主观罪过而言，有故意罪与过失罪之分；从社会危害性大小来说，有重罪与轻罪之别；从追诉方式上讲，又有公诉罪与自诉罪之异。犯罪人一次犯罪，只要逃避侦查和审判的，国家抛开这些差别，一概要求其承担同样的随时被追诉的精神压力，特别对犯轻罪的被告人来说是不人道的，也不符合罪责刑均衡的要求。其次，被害人在追诉期限内提出控告，公检法机关应当立案而不予立案，显然是其渎职，由此造成时效超过时效的后果却由被告买单是不公平的。这不仅无助于司法公正，还会促使司法腐败。再次，重罪轻罪不予区分，追诉期内能破案件与不能破案件不加区别，应当立案而不予立案，把追诉期限一概延长，实际上变相取消了国家对追诉权的自我限制，使追诉期限归于落空。最后，追诉时效的无限延长，使陈年老案不断被翻腾，浪费了宝贵的司法资源；使疑难案件长期处于既无法结案又不能撤案的两难境地，侦查机关出力不讨好、反而背上无能的黑锅。据此，在追诉时效延长的问题上应有一个限度。选择这个度的标准是不软不厉、宽严适中，兼顾刑法的双重目的。至于“度”的具体把握，笔者赞同“延长一倍，但最长不超过30年”的观点。这种认识既有国外立法例的参照，也比较符合我国实际。综合以上分析，笔者建议刑法作如下修改：“第八十八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追诉期限延长一倍，但最长不超过30年：（一）犯罪后逃避侦查或审判的；（二）被害人在追诉期限内提出控告，法定追诉机关应当立案而不予立案的；（三）法定最高刑为无期徒刑、死刑，虽然经过20年，但最高人民检察院核准仍然追诉的。”第89条增加第3款：“犯罪后逃避侦查或审判的，追诉期限从逃避之日起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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