判决书写作中的消极修辞与积极修辞/孙光宁(5)
以上基于听众研究的视角在关于司法过程的研究中也开始受到了重视。具体来说，基于听众及其接受的分析还具有自身特殊的优势：（1）该理论为那些主流的司法行为理论模式提供了动机上的分析基础。对听众的关注有助于解释为什么法官致力于作出那些基于好的法律或者好的政策的司法决策。在这个过程中，那些相似的司法行为理论模式可以得到另一种理解。（2）该理论有助于理解不同理论模式之间的争议问题。各种司法行为的模式之间有着一些不同观点，例如，法律和政策在司法裁判中的比重，法官应当如何选择策略等等。法官一听众的观点可以提供一种有力的解释。（3）基于听众的分析理论可以解释那些偏离于主流模式之外的一些司法行为。源于那些主流模式的司法决策理论有些是不完整的，甚至有些是错误的。法官和听众的关系则可以弥合其中的空白或者纠正那些偏差之处。（4）该理论可以为探究司法行为提供新的导向。这些导向不仅涉及到影响法官的听众，而且还包括其他的问题。因此，关于法官选择基础的经验性研究得以扩展。总之，法官拥有赢得其听众赞同的动机，这可以充分分析其司法裁判的行为，更重要的是，关于法官及其听众的思考可以扩展对司法行为的理解。[14]（P22-23）“从实践行动和社会的多样性角度来说，正如新修辞学所理解的，对话的目的是为了获得听众的信奉（adherence）以追求我们的实际目标。……听众并不是要改变自己的哲学、意识形态、信仰或者其他深信的观点，而是应当决定在可以预见的未来与言说者合作，以此来达到特定限制的一般目标。这就是‘达致’（eliciting）或者‘增加’听众信奉的含义所在。”[15]（P51-52）作为司法过程的集中体现，判决书的说理和论证也必须重视听众的感受及其接受程度，而对不同听众采取的不同修辞策略也决定着在微观层面上消极修辞和积极修辞的具体运用。
在修辞学的研究中，听众有着多种分类，其中基本的区分是普遍听众（又译为普泛听众，universal audience）和特殊听众（specialized audience）。普遍听众是在特定领域内的广泛群体，其特点是具有较为完备的知识和较高的理性，这种群体可以对言说者的主张进行是否为“真”（truth）的鉴定，是一种较为理想的判断，所以，普遍听众也被称为理想听众（ideal audience）。“普遍听众意味着一群能回应逻辑的谈话的合乎理性的人。这一类型的论证，尽管是对形式逻辑的补充，但是并非使用计算器的计算。相反，它是以影响特定听众为指向的劝说推理。因此，言说者了解其听众是基本的要求，这种了解间接地取决于主题事实。”[16] （P40）与普遍听众相对应，特殊听众则侧重于在具体场景中和具体条件下的群体，他们针对特定的观点表达意见。如果说普遍听众是理性成分比较多，那么，特殊听众则具有更多的感性成分。这种区分正好与消极修辞与积极修辞的分野相对应。可以说，消极修辞针对的是普遍听众，而积极修辞则主要面向特殊听众。具体到判决书的写作来说，其所面对的听众也可以分为两个部分：法律职业群体和非法律职业群体（包括当事人和社会公众），这两个群体大致可以对应于普遍听众和特殊听众，同时决定了消极修辞和积极修辞各自的整体定位。一方面，就法律职业群体来说，这是法官进行判决书写作时的重点考量之一，特别是对于具有相关权力的其他司法机关，其对判决书的接受程度对案件的审理还是有着较大影响的。“法律家……的主观判断必须经受解释共同体的其他成员的批评和监督，必须迎接与之相对立的主观性判断的挑战和第三者的择优选择，因此，客观而正确的法律决定终将在主观与主观的碰撞砥砺过程中出现。”[17] （P221-222）法律职业群体大多长期从事相关的司法实践，无论是实体方面还是程序方面都有着相当深刻的认识。而且，通过长期的法学教育和司法实践，法律职业群体形成了理性、冷静和客观的思维品格，具有“普遍听众”的主要特征。“对前提越是一致，就越有可能遵循三段论模式来进行法律推理。因此，法律就会表现为（而在一定意义上，也就是）客观、非个人化。同理，解释之客观性是以存在一个单一的文化解释共同体（interpretative community）为前提的。”[18] （P255）面对这样的听众，追求平实与准确的消极修辞是当然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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