判决书写作中的消极修辞与积极修辞/孙光宁(6)
另一方面，就非法律职业群体来说，判决书的写作也需要照顾到其接受程度。非法律职业群体中，当事人是与判决书联系最为密切的利益相关者，对判决的理由和结果都十分关注，是特殊听众的典型代表。当事人是否已经在多大程度上接受判决书，同样对法官裁判案件有着重要影响。如果说相关法律职业群体是从司法权力方面影响判决书写作，那么，当事人则是通过诉讼权利的运用来影响判决书的修辞策略的。特别是其中的上诉权和申诉权，对于法官的影响尤为重要，因为这些诉讼权利能够启动其后的整个诉讼程序，对主审法官及其在法院中的业绩有着直接的影响。所以，法官从快捷解决纠纷、保证自身成绩的现实角度出发，也需要尽可能地获得当事人对判决的接受。除了运用诉讼权利之外，强势和弱势的当事人还会用不同的方式影响法官，在中国的司法环境中，当事人在社会结构中的不同地位也会对法官的司法行为产生不同的影响：诉讼当事人力量的强弱指标包括当事人对社会资源占有量、诉讼经验的多少、当事人人数等等。消费者案件就是其中的典型代表，两造实力之间的巨大差距必然对判决有着重要影响。当然，所谓的强弱也是相对而言，弱者还可以引入法律之外的力量来提升自身的实力，这一过程主要有两种途径，其一是拓展弱者自身的社会关系网，其二是运用某些非常规性手段，直接占据某种合法性的制高点，从而取得局部或者全局的主动权，例如媒体。[19]（P537-539）无论当事人的具体特征如何，缺少相关的法律知识和长期从事司法活动的经验都是其典型特征。这也就决定了作为普通社会公众的当事人对判决的理解主要是感性的、零散的，甚至是片面的。高度抽象概括的法言法语很难获得其理解。相反，适当的运用积极修辞却可以提升其接受判决的可能性，这一点对于非法律职业群体的另一层面—社会大众，也同样适用。例如，在援引《孝经》作为判决理由的案件中，法官在引用《合同法》相关条款解决案件定性问题之后在判决书中表示，《孝经》把孝誉为“天之经、地之义、人之行、德之本”，现代社会应更加提倡。这种加强性的理由说明，不仅可以使得当事人更加准确地理解案件性质和判决内容，更可以获得社会公众的认可和接受，而这种做法正是积极修辞中的“引用”手法。简而言之，面对着作为特殊听众的非法律职业群体，积极修辞的恰当运用可以对判决书的写作发挥一定推动作用。
以上是从听众视角对两大分野作出的分析，消极修辞和积极修辞的区分还可以从其他视角切入。例如法律渊源的视角，在我国司法实践中多数情况下援引的正式法律渊源都是成文法律规范，在少数情况下可以将一些非正式法律渊源作为判决理由，前者大多需要运用消极修辞，而后者大致对应于积极修辞。再如逻辑的视角，由于消极修辞通常是以平实的表达为手段，来达到准确表达的目的，因此消极修辞基本上是正用逻辑。修辞正用逻辑指的是按照常规的逻辑概念、形式、方法、规律来进行修辞，按照逻辑的各种常规的关系来进行修辞。这主要表现在同义结构的优化选择上。如果说消极修辞主要是正用逻辑，那么积极修辞则主要是反用逻辑。所谓反用逻辑就是从表层看，那些艺术的表达好象是有意背离逻辑的原则、规则，给人以新奇、生动的印象，但从深层看，它们仍以逻辑为基础，间接地、曲折地符合逻辑的原则和要求。这是形象地、生动地、变化地利用逻辑，是修辞在更高水平上利用逻辑。[20]（P111-113）正用逻辑在司法过程中占据多数，这也决定了消极修辞的主导地位；相应地，运用反用的积极修辞就处于从属地位。在以上各种分析视角中，基于听众视角的分析更具现实意义，适用范围也更加广泛，应当成为分析消极修辞和积极修辞区分的主要分析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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