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集团诉讼中的既判力规则/李晓蕊(2)
第三个阶段，1966 年的立法修改。集团诉讼的分类对于解决集团诉讼判决的既判力问题并没有起到帮助作用，甚至在某些情形下还会让事情变得更复杂，容易让人过分关注于分类本身而不是需要解决的问题。因此，1966 年修改联邦民事程序规则第 23条时，对于取消集团诉讼分类的提议几乎没有遇到异议。修改后的第 23 条规定的简单清晰，即任何集团诉讼的判决对于集团成员都具有约束力( 除了“选择退出”的之外) ，无论判决对于集团是否有利。该次改革虽然形式上简化了集团诉讼的规则，但并未能简化集团诉讼中的既判力问题。此后的几十年，法院做出的判决并不一致，目前仍然存在争议的问题是，缺席的集团成员是否可以以代表不充分为由提出新的诉讼? 美国立法及司法在集团判决既判力问题上的不确定，说明该问题的复杂性以及各种价值平衡的难度，也反映出了不同的理论倾向。
美国集团诉讼对于集团成员产生拘束力的前提是成员权益得到充分代表，成立集团诉讼的前提就是必须满足代表的充分性。为了保障代表的充分性，法律设置了一系列的程序要求，如集团诉讼律师必须达到一定的资格，法院对于集团诉讼的和解协议要举行听证并审查其公平性等。另外，在批准集团诉讼阶段和和解阶段，集团成员可以挑战代表的充分性。1966 年修改后的联邦民事诉讼程序规则规定集团诉讼判决对于所有集团成员都具有既判力，无论是否参与诉讼。这是对判决仅仅对于参与诉讼的当事人才有拘束力规则的突破，是立法为了司法系统避免多数人诉讼的过分迟延和高昂费用而采取的措施。集团判决既判力扩张至缺席的集团成员是个体权利对于司法效率的妥协，有些法院甚至判决，如果集团诉讼代表对判决满意，缺席的集团诉讼成员就无权提起上诉。
必须要强调的是，美国采用的既判力规则是和美国的其他诉讼制度相配套的，譬如广泛的证据开示制度、提起集团诉讼制度的司法审查制度、法官在集团诉讼案件中广泛的案件管理权等等，都从一定程度上保证了没有参与集团诉讼人员的权利，因此美国集团诉讼的既判力制度才能够经受美国宪法规定的“正当程序”的考验。相反，如果缺席成员的权利得不到其他制度安排强有力的保证，那么美国式的既判力规则就必然会侵犯到缺席成员的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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