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治给力语境下的法律谦抑/王松苗(2)
从执法谦抑看，必须保持司法的克制与隐忍，讲究执法方法，调动非强制性的社会元素，积极化解矛盾冲突，追求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的统一。法治社会，依法判断是非曲直固然重要，但也必须清醒看到，“有时候，非黑即白的判决反而加剧了当事人之间的对立和冲突”。因此，在很大程度上，“善良的心是最好的法律”。借助“和为贵”的传统文化熏陶，巧妙依托各种调解组织的矛盾减压阀作用，通过有效的道德教化，“和”掉怨气，“抹”去仇恨，春风化雨，恰恰能更好地守护社会安宁，和谐社会关系。
法到深处无善治。保持立法和执法谦抑，既是理性需要，也是无奈选择。因为“面面俱到”不过是一种法治幻觉。基于认识有限性、现实复杂性和成本可控性，容忍一些恶(比如安乐死或见死不救)，甚至对有些恶放弃干预，常常是一种不得已的法治选择。何况，随着人类认识的发展变化，法律的价值选择也必须不断变化。比如，大义灭亲与“亲亲相隐”，修改后的刑诉法张扬后者就是体恤人伦尊重传统。同理，谁又能保证类似“存留养亲”等“矜老恤幼”的传统制度，不会写进法律呢?不让警察进校园询问12岁孩子的“最牛校长”，之所以受到网民追捧，就是因为公众不愿意看到简单执法撕裂人类亲情。“法律不外乎人情”，对人类共同情感保持尊重，对道德标准和道德价值保持尊重，仅仅将道德的底线约束上升为法律意志，就可以为人类的心灵皈依、道德自救、精神安顿预留一块“空地”。或许，这才把握了法治的真谛:已经制定的法律获得普遍的服从，大家所服从的法律是良好的法律。
法律的归法律，道德的归道德。重视道德教化，并不是要越俎代庖。法治社会，法律与道德不是并列平行的关系:法律为主，道德为辅。发生道德评判与法律评判不一致时，法律评判是第一位的，只不过在处理上“私权自治”罢了。因此，真正的人间善治，应当是尊崇法律但保持法律的谦抑秉性，厉行法治但尊重人伦传统，在道德与法律融为一体的法治文化牵引下，养成法治自觉，培育法治人格，建设法治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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