劳动抗辩权初论/吴万群(4)
这里要说明的是，在劳动关系中，用人单位所负有的其他义务，如劳动保护义务，无论源于劳动合同的约定还是法律的规定，与劳动给付义务之间都不呈对价关系，因而，当用人单位不履行或不能履行这些义务时，劳动者不能适用《合同法》第66至68条的规定对其劳动请求权进行抗辩。
(二)对劳动指示权抗辩的法律依据
在我国，对劳动指示权抗辩的直接法律规定主要在劳动保护法中。国务院1987年颁布的《尘肺病防治条例》第14条就规定:“作业场所的粉尘浓度超过国家卫生标准，又未积极治理，严重影响职工安全健康时，职工有权拒绝操作。”我国《劳动法》第56条则明确规定:“劳动者对用人单位管理人员违章指挥、强令冒险作业，有权拒绝执行。”这里的“违章”是广义上的，包括违反有关劳动保护方面的法律、法规、规章及规定等。“强令冒险作业”通常是指用人单位采用各种逼迫手段要求劳动者从事危险性较大的作业。除此之外，我国的《劳动合同法》、《安全生产法》、《职业病防治法》等也都作了类似但内容更为具体的规定。
加班加点事关劳动者的健康，和许多国家一样，我国工时立法对加班加点进行了严格控制，规定了加班加点的条件和程序。对于用人单位违反这些规定指示劳动者加班加点的，我国《劳动法》并没有规定劳动者是否可以拒绝服从，然而，原劳动部发布的《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若干问题的意见》(劳部发［1995］309号)规定:“企业确因生产经营需要，必须延长工作时间，应与工会和劳动者协商。协商后，企业可以在劳动法限定的延长工作时数内决定延长工作时间，对企业违反法律、法规强迫劳动者延长工作时间的，劳动者有权拒绝。”
另外，劳动指示权作为用人单位对于劳动行为的管理权，易于被滥用。用人单位可能要求劳动者从事法律明令禁止的事项，如安排劳动者生产违禁产品;也可能对劳动者的工作安排明显不符合劳动合同的约定，如向劳动者提供的并非是双方约定的工作岗位。对于前者，劳动者应当依据有关法律的禁止性规定予以拒绝，而对于后者，属用人单位的劳动指示违约，除法律另有规定外，劳动者可以拒绝也可以接受。
三、劳动抗辩权行使的主要障碍
在实践中，劳动抗辩权行使会遇到如下主要障碍:
(一)特定劳动关系的利益化。在理想状态的劳动力市场中，劳资双方根据各自所需进行竞争性的双向选择，任何特定劳动关系都具有可替代性，因此，特定劳动关系的解除或终止不会给劳动者造成明显的利益损失。然而，在当前劳动力供求严重失衡的情况下，工作岗位成为一类稀缺资源。对于普通劳动者来说，既存的特定劳动关系本身就是重要利益，是财产利益，也是精神利益，这使劳动者对特定劳动关系有着很强的人身依附性。劳动抗辩权的行使容易使劳动者与用人单位形成正面冲突，从而在双方之间造成难以消除的心理隔阂。而“劳动契约除财产法上意义外尚有劳雇双方人格信赖关系。”[7]一旦双方的信赖关系不复存在，劳动关系自然很难维持下去，虽然劳动者可获得经济补偿金或赔偿金，但不足以弥补因失去特定劳动关系而受到的实际利益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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