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论中国传统司法文化中的文明精神/郭成伟
中国传统法律文化，也包括中国传统司法文化，曾经历过数千年的历史演化，逐步形成了有别于东西方各国的鲜明特色，同时也积淀了体现出民族精神的文明成果。现撮其要者，分述如下：
“公之于法”的大道精神
早在《礼记·礼运篇》当中就明确提出：“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中华民族的先贤把推行“天下为公”的理念看成是发扬大道精神的重要前提，也是华夏先民追求的最高的理想境界。体现在司法活动当中，则集中反映在他们对“公之于法”的精神风貌的认识上。
据《汉书》列传第四十二·《张释之传》载：汉文帝时任廷尉之职的张释之在处理犯跸案时，对当事者采取了“罚金”的处罚，并没有顺从文帝的旨意采用重罚。当时他引用的法理根据是：“法者天子所与天下公共也。”又说：“今法如此而更重也，是法不信于民也。且方其时，上使立诛之则已。今既下廷尉，廷尉，天下之平也，一倾而天下用法皆为轻重，民安所措其手足？”
在张释之看来，法律是公共之器，天子同百姓都必须遵守，如一味顺从文帝采取重罚，有违公正执法的精神，并会造成法律审判失信于民的严重影响。正因为他的据理力争，反映出“公之于法”的“大道”精神，使得文帝在深思良久后，不得不认可这一判决的结果。
同样，唐朝贞观时期的朝臣魏征也有相似的认识。他从“天人合一”的观念出发，提出“天道”与“人道”的统一观，并认为“天无私覆”的天道观要求人间的大道观与之相一致，进而认为无论在立法，还是在司法审判中，都必须倡导“公之于法”的大道精神。
据《贞观政要·公平》载：魏征曾向唐太宗明确提出“公之于法，无不可也，过轻亦可。私之于法无可也，过轻则纵奸，过重则伤善。”在他看来，秉持“公之于法”的大道精神，即便惩恶过重，或对灾民处理从轻，都可以为民众所接受。因用法为公，是会得百姓的理解的。
“得其中”的精准精神
中国古代的“中”是哲学上的最高境界，反映到司法的领域中，就表现为诉讼、审判乃至行刑的全过程达到最精确的度。
七世纪的唐律集以往立法与司法成果的大成，成为中华法系的代表作，具有封建成文法典的示范性与典型性。
曾在元朝出任儒学提举的柳赟，在其所撰的《唐律疏议序》中，对唐律的精确性做出如下的评价：“然则律虽定于唐，而所以通极乎人情法理之变者，其可画唐而遽止哉？非常无古，非变无今，然而必择乎唐者，以唐揆道得其中，乘之则过，除之即不及，过与不及，失其均矣。”在柳赟看来，百年多锤炼而成的唐律，已达到“得其中”的精准程度，以至在基本精神上，想超越或者舍弃它都是办不到的，因为失去了法律准确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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