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案例指导制度若干问题研究/王利明(13)
注释:
[1]参见胡云腾、于同志：《案例指导制度若干重大疑难争议问题研究》，《法学研究》2008年第6期。
[2]当然，在大陆法系有个别国家（如法国），并没有完全承认判例是法律渊源。参见[美]马丁·夏皮罗，《法院：比较法上和政治学上的分析》，张生、李彤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99、201页。
[3]《中国审判案例要览》由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与最高人民法院应用法学研究所共同主编。
[4]同前注[1]，胡云腾、于同志文。
[5]参见夏锦文、莫良元：《司法转型中指导性案例的生成机理》，《法律科学》2010年第4期。
[6]参见魏胜强：《为判例制度正名》，《法律科学》2011年第3期。
[7]参见王玧：《司法解释的制定、适用及其改革之思考》，《人民司法》1998年第5期。
[8]See H. L. A. Hart, Positivism and the Separation of Law and Morals, Harvard Law Review, Vol. 71, No. 4 (Feb.，1958)，PP.593-629.
[9]See R. Dworkin, Taking Rights Seriously. Duckworth＆Co.，1996, pp.81-130.
[10]参见林立：《法学方法论与德沃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12页。
[11]参见[德]卡尔·拉伦茨：《法学方法论》，陈爱娥译，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第302～303页。
[12]参见蒋安杰：《最高人民法院研究室主任胡云腾—人民法院案例指导制度的构建》，《法制资讯》2011年第1期。
[13]同前注[1]，胡云腾、于同志文。
[14]同前注[11]，卡尔·拉伦茨文。
[15]See James Holland＆Julian Webb, Learning Legal Rules, 6th ed.，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6. p. 183
[16]同前注[1]，胡云腾、于同志文。
[17]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决书（2004）民二终字第54号。
[18]同前注[15],James Holland、Julian Webb书，第184页。
[19]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09）民申字第1760号。
[20]最高人民法院[(2008)]民申字第758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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