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法缺位状态下的基本权利/刘志刚(11)
[20]法律保留可以分为绝对保留和相对保留，前者是不允许通过授权由行政机关来行使的。例如，根据我国《立法法》第9条的规定，有关对公民政治权利的剥夺和限制人身自由的强制措施和处罚是不允许授权给国务院的。
[21]例如，我国《立法法》第10条规定，授权决定应当明确授权的目的、范围。被授权机关应当严格按照授权目的和范围行使该项权力。被授权机关不得将该项权力转授给其他机关。《立法法》第11条规定：授权立法事项，经过实践检验，制定法律的条件成熟时，由全国人大及其常务委员会及时制定法律。法律制定后，相应立法事项的授权终止。
[22]对此，国内大致有三种见解：其一，认为授权立法的位阶与授权机关依据职权制定的法文件的位阶相同（参见周旺生：《立法论》，北京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395页。）；其二，认为根据授权而制定的法文件是介于授权机关根据职权而制定的法文件与被授权机关根据职权而制定的法文件之间的一种具有新的效力等级的文件（参见郭道晖：《论立法无序现象及其对策》，载《法律学习与研究》1990年第5期）；其三，认为授权立法的位阶与被授权机关根据职权制定的法文件的位阶相同（参见张根大、方德明、祁九如：《立法学总论》，法律出版社1991年版，第217页）。国内多数学者倾向于第三种观点。我国台湾地区一些学者也持第三种立场。（参见城仲模：《行政法之基础理论》，台湾三民书局股份有限公司1983年版）。
[23]宪法委托理论生成于20世纪中期的德国，其典型代表人物是易甫生、乐雪、温厚兹等。关于该理论的详细阐述，可参阅前注[13]，陈新民书，第148-156页。
[24]德国学者易甫生将立法不作为和宪法委托关联在了一起，以此为基础，对立法不作为进行了描述。（参见林佳和：《西德立法者不作为之宪法诉愿之研究》，载《宪政时代》第16卷第3期，刊于1991年1月）。此处，根据行文和表达意图的需要，在语言表述上做了进一步的提炼。
[25]有的学者将立法不作为界分为形式上的立法不作为和实质上的立法不作为（参见戚渊：《立法权》，中国法制出版社2002年版，第126、127页）；也有学者将立法不作为界分为隐性的立法不作为和显性的立法不作为（参见杨涛：《关于立法不作为的思考》，载《社会观察》2007年第3期）。
[26]德国学界比较早地探讨了立法的时间问题，但是，立法期限问题并不是直接导源于基本法的直接规定，而是“个人凭主观推断而（提出的）应立法之期限”，因此，该观点的妥当性及可行性是令人质疑的。宪法法院近年来尽管适度地调整了其先前否认立法期限的立场，但这已然属于矫正层面的问题了。（可参阅前注[13]，陈新民书，第161-16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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