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官的案件评估/刘振厚
案件评估，是《人民法院报》社推出的2011年度人民法院十大关键词的第八项。
在十大关键词中，或许只有该项和第六项案例指导，是法院自身非常专业的词语。虽然，也有其他执法部门同样会办案。但显然均不可与法院的专业性要求相提并论，而且，这两项究竟该如何去做，法律理论界、实务界及社会各界，依然有很多争论和不同看法的。
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开展案件质量评估工作的指导意见（试行）》的规定来看，有四个方面的内容。一是认识意义。二是建立体系。三是提高水平。四是发挥作用。
对于意义。大而言之，是之于整个中国的法治建设进程；小而言之，是之于当下法院案件质量的提高。身为一名法官，或许更多的是凭自身的感受：有了案件质量评估，自己在办案中有必要对照这些要求，最大限度的提高自己所办案件的质量。法官是实务操作者，且绝大多数法官身处基层法院审判、执行一线，我们没有必要苛求他们一定要站在顶层的高度，来看待一件虽然与其日常工作息息不可分离的规定。固然如此，却要注意法官中可能出现的另一番倾向：最高法院是多此一举。案件不是工业产品，量化性的指标考核是不科学、不现实的。这类观点有一定道理，但确实要不得。毕竟，中国法院、法官以及案件的管理、审理有中国特殊的情况。虽然，很多方面我们是不赞成中国国情特殊论的。
对于体系。这是《意见》的主体部分，涵盖的内容较多，一一论述非一篇小文可述，我们且从两个方面讲述。一是大的原则性要求。客观性、预期性和公信力是一项大原则。就客观性而言，当是指评估的各项指标必须客观，这就涉及前面我们提醒注意的倾向问题。案件的确不同于工业产品，程序方面比较容易做到客观，实体方面恰恰依赖法官的主观判断。学法律的法官应当知道，普通的非专业人士其实也应当知道，任何法律都不可能规定到生活中发生的每一个细节，一些新型违法犯罪更无法被立法者预测。这种情况下，评判的客观性只能建立在评判者的主观之上了。譬如，许霆案，无期徒刑和五年，一、二审如此差别之大的判决，有没有客观的评判标准，着实难以找到，更多的是对于案情、危害性、法律规定的主观认识。预期性而言，在立法方面有这样的要求，但之于考评，有点不知从何下手。是考评方法、方式预期案件的办理，还是案件的办理预期考评？公信力而言，则是很好懂的了。如果评估规定中的一条条标准不能为考评者、被考评者所接受，自然谈不上有公信力。
二是具体的三类指标。《意见》将评估体系分为三类二级指标，审判公正、审判效率、审判效果，每类二级指标中又各包含11个三级指标，共三十三个。可以说，《意见》中通篇的其他文字，都是为了这三十三个指标的落实而展开的，所谓的客观性、预期性和公信力就体现在这些指标的考评上。这些指标，有些是客观的，有些未必；有些虽然是客观的，未必能真实反映案件的质量，这，或许是当前案件质量评估及其令人头疼的一件事。先说审判公正指标，一审上诉后的改判率、发回率等几项，通常认为，上诉被发回、改判，似乎意味着一审判错了，或至少在某些方面是有缺陷的。从大部分情况看，或许如此。但我们不要忘了，不被改判的案件往往是争议不大的案件，用一句挂在嘴边的话来讲，事实清楚，证据确凿。既如此，一、二审法官都会做出一致的判断。倘二审发回或改判了，自然有其依据（排除法律之外的因素），而这些在一审时，并非一审法官未考虑，而是合议、讨论或向审委会汇报后的结果。这样解释，不是为一审法官辩解，而是为了说明，这类案件怎么判，法官们是有不同看法的，只是法院裁判时依据现有的程序选择了这一结果；而到了二审，却选择了另外的结果。不然，大家可以看看河南省高法主办的《公民与法（审判版）》“疑案争鸣”栏目即可知晓。同一案件，各地的法官们会作出不同的，甚至是截然相反的判断。当然，裁判明显失当或法官主观失职的一审判决不在此列。至于二审开庭率，开与不开似乎与案件本身需要不需要联系的更紧密，毕竟，我们的法律是规定了二审是可以书面审的。而执行中止终结率，更是案件本身决定的；如若是执行人员作假，追究的则是其他方面的责任，另当别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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