危险驾驶罪中醉驾量刑均衡研究/付建国(4)
一是立法上的原因。根据《刑法修正案（八）》可知，危险驾驶罪属于一种较轻刑犯罪，其最高刑罚为拘役六个月并处或单处罚金，且没有量刑幅度，法官自由裁量权较大。另外，根据现有法律规定，对其还不能适用逮捕强制措施，这就给人们形成一种错觉，即认为是犯罪，判多判少也无所谓，都可以接受的，可以容忍的，基层法院的个别法官也有这样的思维，导致醉驾个案刑罚较轻。然而事实并非如此，当各地法院出现判法严重失衡或不一致时，人们的视野开始质疑了司法的公正性，认为法院对醉驾处罚并没有体现出公开、公正的司法价值，质疑社会的公正性。
二是经验的缺乏。危险驾驶罪是《刑法修正案（八）》新规定的罪名，醉驾行为突然由原先行政法调整范围上升为刑法调整范畴，宣传和准备的时间不足，也存在“万事开头难”的问题。再加我国是一个非常深厚的酒文化的国家，人们很难秦逸接受醉驾犯罪问题。宣传力度也不够，很难获得其它法院对醉驾的量刑情况。另外，新增加的刑法具有天然不完善性，对于怎么追究刑事责任才能体现罪刑责相适应，还处于不断探索阶段，这就给司法审判带来了新的挑战。
三是认识水平的差异。在司法实践中，由于醉驾罪是一 种轻型犯罪，判处最高刑为拘役6个月，因此各地法院都适用简易程序审理这类案件，据调查发现目前还没有一起酒驾案件按照普通程序来审理。由于不同的法官认识水平的差异，且没有固定的大致标准，就同一基本案情很难做出大致相同的裁判结果。
四是犯罪的主体特殊性原因。由于危险驾驶罪中醉驾行为占绝对优势，而能在酒场来回徘徊的，多数是有钱人或是有地位的人。这些人一旦被追究刑事责任，他们总是通过各种社会关系想办法摆平。在当前腐败问题仍然存在的情况下，在法律又不太健全的情况下，在廉政布控存在漏洞的情况下，不廉洁问题就会出现，从而导致个别醉驾刑罚能低则低，使各地刑罚出现严重失衡。
五是司法和执法的惯性思维。每部刑事法律及解释实施，历来开始都有严的习惯。在《刑法修正案（八）》生效之初，全国各法法院均对醉驾行为判处实体型，并且采取了上报制。可随着时间的转移，缓刑的醉驾越来越多，并呈现出上升趋势，甚至醉驾免刑也开始抬头。正是因为这种如此，人们才开始不断质疑当初设置此罪的初衷，并且反响比较强烈。
六是地域的差异。由于各地经济发展不同，对酒驾的处罚要求程度不同。一般来说，经济越发展，当地居民的富裕程度就越高，醉驾案件就越多，珍惜生命程度就越高，要求严厉处罚的呼声就越高。相反，则对醉驾处罚要求不高，且这类案件不要求出现事故，故会认为喝酒是人之常情，可以轻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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