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刑事诉讼审限制度/夏寒梅(3)
三是立法粗疏，解释不一，操作性不强。程序法是法官和诉讼参与人在诉讼中必须遵循的原则、方式和程序，直接指导和规范诉讼主体的诉讼活动。从立法技术上看，宜细不宜粗，真正给诉讼参与人起到诉讼指南针的作用。但现行刑诉法的规定却过于原则，两高不得不对执行刑诉法分别作出详细的司法解释即充分说明立法上的缺陷。刑诉法关于审限的规定亦存在操作性不强、灵活性不足的问题。司法实践中，影响审限的因素除刑诉法第168条、第126条、第122条所列可以重新计算或不计入审限的情况外，还大量存在通知证人出庭，申请法官回避，重新鉴定、勘验，调取新的物证，法官休庭调查核实证据，重新委托或另行指定辩护人，未羁押的被告人生病、外逃等，对这些因需延期开庭而影响审限执行的情况，刑诉法均未作审限调整。最高法院从审判实际出发，对此作出了一系列司法解释加以弥补，缓解了刑事法官超审限的压力。但这些解释超越了法律的规定，颇有越位之嫌。其中，关于重新鉴定的时间不计入审限的解释，又被两高四部委《关于刑事诉讼法实施中若干问题的规定》予以否定。这里也引申出两高四部委的规定是否是有效解释，是什么属性的解释（立法还是司法解释），其效力是否当然高于两高司法解释的问题。从以上立法概况可以看出，对审限制度的修订和完善已成为当务之急。考虑到审限制度在刑事诉讼中的特殊地位和作用，建议在修订刑诉法时在审理程序一章中就审限制度专设一节加以系统规定，全面吸收最高院对审限的补充解释。
四是刑诉法存在中止审理的制度缺失，使审限制度因救济手段不足而缺乏灵活性。中止审理是诉讼法中普遍采用的程序制度，但现行刑诉法并未吸收这一制度。由于中止制度的缺位，案件出现既不能审结，又无法继续审理的客观情况时，法官将处于无所适从的状态，从而导致审限超期。此种超审限很难归责于办案法官，而是立法本身造就出的违法状态，实为立法之大忌。鉴于中止制度对于刑事诉讼的重大意义，最高人民法院在解释第181条规定，自诉人或者被告人患精神病或者其他严重疾病，被告人脱逃，以及其他不能抗拒的原因，致使案件在较长时间内无法继续审理的，人民法院应当裁定中止审理。中止审理的原因消失后，应当恢复审理。中止审理的期间不计入审理期限。这一规定，勾画出了刑事诉讼中止制度的基本框架，为当前审判实践所遵循。由于司法解释只能对现有法律规范加以阐释，却不能创制法律，因此最高院解释所确立的中止制度从其产生之时就打上了先天不足的烙印，实为无奈之举。因此，将最高院解释中的中止制度纳入刑诉法已势在必行。考虑到诉讼中止原因的复杂性，笔者还认为，应将最高院解释第181条“致使案件在较长时间内无法继续审理的”，修改为“致使案件在审理期限内无法继续审理或作出判决的”；将“由于其他不能抗拒的原因，致使案件无法继续审理的”，改为“由于其他原因，致使案件无法继续审理的”，以增强法官适用中止制度的灵活性和可操作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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