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加坡鞭刑漫谈/牛占龙(2)
纵观我国法制史的发展，笞刑这一和鞭刑类似的肉刑贯穿两千多年的历史。汉代由于社会进步，于汉文帝十三年（公元前167年）在世界上率先废除了肉刑（改用笞刑代替肉刑），这在中国乃至世界的法制史上都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同时也是笞刑最早的存在记录。废除肉刑制，取消黥、劓、刖刑，将劓刑改为笞三百，斩左趾改为笞五百，斩右趾改为弃市（死刑）。而由于对罪罚较重的犯人施行三、五百下的笞刑（打竹板），容易造成罪犯的死亡，于是公元前156年和公元前144年汉景帝继续减轻笞刑，将笞五百先改为笞三百，进而改为笞二百；将笞三百先改为笞二百，进而改为笞一百。并制定《令》，对施刑过程加以种种规范，限定刑具的规格，行刑部位只能笞臀不能笞背，以及规定行刑者不得换人等。
而由汉至宋1400年间的这一段封建社会时期，法定的刑罚则基本固定为五刑：“笞、杖、徒、流、死”。笞刑，即用法定规格的荆条责打犯人的臀或腿。是五刑中最轻的一等，用于惩罚轻微或过失的犯罪行为；杖刑，即用法定规格的“常行杖”击打犯人的臀、腿或背。而这里面的笞、杖刑都和现行的新加坡鞭刑有相类似的地方。
笔者认为，新加坡鞭刑如果从一般预防理论方面考量自有其合理的一面。我国古代的法家大师商鞅认为：“刑罚，重其轻者，轻者不至，重者不来，此所谓以刑去刑，刑去事成。”用重刑可以惩一而儆百，以便收到以刑去刑的效用。所以我们不能因为其中某些理论上的不足而对鞭刑全盘否定，否则我们就会犯“一叶障目，不见泰山”的逻辑错误。一般预防是刑罚目的之一,相对于个别预防来说,一般预防的涉及面更为广泛,它充分表现了刑罚对于社会的积极影响。在最初一般预防论者对其理论的论证主要以逻辑论证为主，以贝卡利亚、边沁等为代表的功利论者无不把人是趋利避害的理性动物这一假定作为大前提，以刑罚是给人造成痛苦的手段为小前提，推出刑罚可以遏制人的犯罪的结论。而贝卡利亚的双重预防论更是鞭刑存在合理的有力理论支撑，即“刑罚的目的仅仅在于:阻止罪犯再重新侵害公民,并规诫其他人不要重蹈覆辙。”“阻止罪犯再重新侵害公民”,是特殊预防;“规诫其他人不要重蹈覆辙”,是一般预防。在双重预防论中,贝卡利亚更强调一般预防的价值。他认为，“什么是刑罚的政治目的呢?是对其他人的威慑。”而对于一般预防论合理性的论证也没有只停留在逻辑论证的这一点上，实验的方法亦被引到了对一般预防论存在合理性的论证当中。美国学者所罗门为验证惩罚的威吓效应，以狗为对象进行了电击实验，结果表明，惩罚可以使旁观同类受惩罚的狗望而生畏，并为免受惩罚而不重蹈受罚者之覆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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