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灰栏”前的人与法/俞学明
元代剧作家李潜夫的作品《包待制智勘灰阑记》(也做《灰阑记》、《灰栏记》，以下简称《灰栏记》)是两母争子、公堂断子故事的典型代表。类似的公堂断子故事，更早的可见于南传《佛本生故事·大隧道本生谭》第五节、《圣经·列王纪上》“所罗门的智慧审断”、东汉应劭《风俗通》中太守黄霸智断“贪财夺子案”、《贤愚经》卷十一<檀腻羁品第四十六>中阿波罗提目佉王以“挽手”断案故事等。《灰栏记》后来被译或改写成英文、德文，并多次在舞台上演出。20世纪世界剧坛大师布莱希特晚年推出《高加索灰阑记》，成为世界名剧。在我国，直到现在，一些地方戏中的《包公断子》均改编自《灰栏记》。
“灰栏记”的判案情节设计简单却富有深意:包拯画了一道“灰栏”圈住孩子，宣布能把孩子拽出“灰栏”的即为孩子的母亲。然而，通过剧情的展开我们可以看到，“灰栏”规则在这里具有层次性、神圣性、权威性和工具性。这四个表面上有着分歧甚至矛盾的特性，必须充分具备才能成就灰栏故事试图显明的道义、呈现剧中所赞颂的包公的巧智。
“灰栏”是神圣的。它不是普通人随便画出的一道普通的“栏儿”，而是具有特殊的能够识别真假母亲作用的“试金石”;能否拽出孩子不仅仅是个力气问题，更多的是背后蕴涵着的神秘的昭示，“灰栏”具有灵性，是公正、明理的象征，也是母亲能够取得亲子的希望所在。在包公的神秘光环的照映和解释下，灰栏被赋予了特殊的意味，成为一个神秘的意象。
“灰栏”具有权威性。借用奥斯丁的概念，“灰栏”是由政治优势者对政治劣势者制定的、具有神法的光环，同时又用“命令”的方式促使人们“强制服从”、并有权对不服从以及违法人士进行“制裁”的规则，因此，它在此案中已经作为实质上的“法”存在。包拯的身份使之具备了合法性，“灰栏”的神秘性使之获得了天意(神意)的授权。为了使得海棠和马妻对“灰栏”规则的神圣性确认不疑，海棠还遭遇多次棒打，这种强制性的惩戒使“灰栏”具备了权力和威势。
然而，随着剧情的发展，这个“灰栏”并未像包拯所宣示的那样具有能够识别真假母亲的事实上的灵性。撕去附加于“灰栏”之上的神秘性，“灰栏”规则的恶性毕现无疑。
能否把孩子拽出“灰栏”和是否是“孩子的母亲”之间并没有必然的联系。能否把孩子拽出“灰栏”，是以力气和不计后果为依据的:“两家硬夺，中间必有损伤。”因而，对于剧中的母亲海棠而言，这是一个注定受伤的两难选择。包拯的设计对母亲而言并非是一场力量的较量，更是一种爱心的折磨:因为爱，所以不忍心伤害孩子，因之会失去孩子;因为不爱，所以无所顾忌，反倒可能得到孩子。在《灰栏记》中，海棠正是意识到“两家硬夺，中间必有损伤”时，“就打死妇人，也不敢用力拽他出这灰栏外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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