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灰栏”前的人与法/俞学明(3)
《灰栏记》类争子故事所张扬的是母爱和执法者的智巧，同时也反映了传统法律体系中人和法律之间的张力，反映了人对于法律的运用及其对于人之善性的成全。在传统社会的观念里，一个智慧和德行都高于常人的执法者，是社会公义的保证。因此，这个故事所弘扬的，正是这个智慧和德行的象征。
但这个故事所内涵的人和法之间的张力，并非仅仅是传统法律体系中的问题，也生动、尖锐地反映在现代法治体系中，从某种程度上说，现代法治体系中人与法的张力比传统社会更为尖锐。恶法亦法非法问题的持久争论、法律信仰问题的不断阐释，彰显着人法之间关系中无法规避的矛盾性。除非所有的法都是绝对的善法，都是公义的表征，否则，恶法伤人是不可避免的。因此，为大家经常引用的伯尔曼的名言“法律必须被信仰，否则它将形同虚设”，其中所说的“法律”并非一整套规则，它是人们进行立法、裁判、执法和谈判的活动，是积极的、活生生的人类活动，包含了人的全部生命，包括他的梦想，他的激情，他的终极关切，与“超理性价值”之间存在着联系和沟通，是终极目的和生活意义的一部分。忽视了伯尔曼在《法律与宗教》中对法律的这些界定和描述，机械地谈法律的信仰问题，就会陷入伯尔曼所批判的法条主义的陷阱。当法律被理解为一种“积极的、活生生的人类活动”，“是终极目的和生活意义的一部分”时，那种法的层次性、时空性被同时凸显出来。苏格拉底以其生命维护了“守法即正义”的法律理想，但其维护的是法律本身，而不是判其死刑的具体法律条文和程序;其维护的是保证普遍价值至上性、保证社会秩序有效性、乃至保证个体法律信仰的自觉性的法律意识和实践，也正因此，一个恶法影响的消减乃至消除，还是依靠人们在立法层面的孜孜探求，以及具体法规作用范围的有效调整。对包拯、所罗门王等的智巧颂扬，实际上可以还原和转化为人类对于终极目的和生活意义的积极追求，在于法律体系与人类价值活动的有效协作。否则，不与人类终极关怀相应的法律，终究会成为屠杀人类自身的刽子手。
(作者为中国政法大学宗教与法律研究中心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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