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刑事诉讼中非法证据排除原则/王永东(2)
可见，犯罪嫌疑人在逼供、诱供的情况下完全有可能作出虚假的供述，对这种情况下获取的证据应一律排除。同时，禁止非法言词证据的采用可以从源头上减少刑讯逼供现象的发生。
2、对非法获得的物证、书证等实物证据采取“区别对待”原则
世界上大多数国家对非法获得的物证、书证等实物证据的证明能力原则上持肯定态度，至少是作出较言词证据宽松得多的规定或由法官自由裁量。例如英国对实物证据的效力主要由法官综合各种因素作出判断，1969年金诉英国案后，法官对实物证据取舍的裁量权达到了空前的程度。德国对于非法获得的实物证据采取所谓“权衡原则”——将非法取证行为对公民权利侵害的严重性与排除非法证据对实现客观真实的不利影响进行比较作出选择，“两者相较取其轻”， 其实质是兼顾实体公正和程序公正。而美国首创的“违法证据排除法则”规定，违反法定搜查、扣押程序而获得的实物证据一律排除。
与言词证据相比较，实物证据有其自身的特点。首先，实物证据是客观存在的，存在于人脑之外，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形成于犯罪被发现之前，具有较强的客观性和定型性；其次，实物证据的证明力与获取手段的关联性较弱；再次，与采取逼供、诱供的手段获取言词证据相比，非法获取实物证据的手段对公民权利的侵害程度较小；最后，非法实物证据的获取手段往往不具有唯一性。此外，此类证据本身种类较多，其非法取得方式更是千差万别。
因此，对此类证据的证据能力不能采取“自动排除”原则，应在程序公正优先的基础上，兼顾惩治犯罪的实际需要，同时考虑我国刑事司法实际情况，有选择、有区别地对非法实物证据的效力作出判定。虽然我国刑事诉讼法和司法解释对于非法获得的物证和书证如何处理均未作出相关规定，但在审判实践中，从获取手段的违法性程度将此类证据划分为两类：一类是采取严重侵犯了公民的人身、通信、住宅等宪法性权利的手段获取的实物性证据，我们称之为“违宪取得的实物证据”。如未经法定审批程序进行的搜查、查封、扣押、冻结，由此而获得的实物证据。对于此类证据，由于其获取手段的严重违法性，侵犯了公民的基本权利，应坚决排除其效力。另一类是
“一般违法取得的实物证据”，即获取手段仅违反证据立法的某些一般性的或细节性的规定，如侦查人员对犯罪现场进行勘验、检查时，没有让见证人到场；在扣押物证、书证时，没有开列有关的清单；由于工作疏忽欠缺某种具体手续（如签名、盖章）等。对于此类证据，虽然其有违法性，且有一定的危害性，但其侵害的是公民的一般权利，对此类证据一般由法官综合案件各种因素作出裁量。这些因素包括：
总共3页
[1] 2
[3] 上一页 下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