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作权合理使用制度若干问题再探讨/王丽(2)
二、中西方著作权“合理使用”制度立法背景
虽同为著作权“合理使用”（纵使国内外学者翻译的结果皆如此），但如从中西方当时之立法背景分析，两者所依环境及相关理念大为不同。分述之：
1．中国大陆著作权“合理使用”制度立法背景
中国大陆“合理使用”制度立法，充分地体现了特殊国情和立法指导思想。其中，特殊国情是指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受计划经济和传统思维模式的影响，并认为“公”就是合理的，“私”就是不合理的。因此不承认知识私有，也就不存在一般意义上的作为私权的著作权。而立法指导思想则是特定政治及经济政策下的原则反映，且不论当时之中国大陆是否确实有法，即使确实有法，但在公有制大背景下，如前述所言，私权被附以政治意义，因此被极力得排除到个人权利之外。
由上观之，当时作为私权的著作权可能谈及甚少，因此更无需去过分讨论“合理使用”制度。笔者窃以为，并非是是否重视的问题，而是意识上是否曾经认识到并且在日程上给予正中考虑的问题。虽然在进入20世纪80年代以后，法学界一批前辈学者开始主张对著作权及其相关制度进行关注以至立法。但是由于长期立法理念根深蒂固，立法者面对涉及包括著作权在内的私权时依旧比较保守，且当时在国家之下，个人之上还有集体、组织等在观念上高于个人的形态存在，因此立法者有意无意地在限制个人权利亦或说是私权。
2．西方著作权“合理使用”制度立法背景
西方国家经济基础与政治内核与我国大为不同，加之其对私权的曾经绝对保护，因此其“合理使用”制度有时更像是对“私权无限制”进行的一种平衡，目的是使“私权有限制”或者说是“私权合理使用”。即私权的行使应与法律和社会公益无抵触。
显然，这与中国大陆的立法背景截然不同，甚至可以说完全不在同一层面上。但是伴随两大法系的逐步融合（即使差异依然巨大），法的最一般价值理念在一定程度上全球范围内进一步趋同，因此我们回到了同一层面上。比如我们开始关注私权的保护及私权与公权界限的区分，甚至如上述所言的私权保护与私权侵害界限的区分，而这些与西方国家在最初所确定并坚持至今的诸多理念甚为相似，甚至只是在一条道路上寻求最优范式。
三、中西方“合理使用”立法例
诚如前述注释所列举，中西方在著作权“合理使用”制度上立法例颇多，笔者仅列几个有代表意义的立法例以为凭据。
1．中国大陆立法例
1950年9月全国出版工作会议通过《关于改进和发展出版工作的决议》，对版权问题作了原则规定，强调保护作者的合法权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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