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作权合理使用制度若干问题再探讨/王丽(4)
3．美国立法例
美国于1976年修订《美国著作权法》时，才以立法形式对“合理使用”作了系统的规定。其有关“合理使用”的规定分为两大类：第一类为合理使用的一般条款，即为了批评、评论、新闻报道、教学、学术研究等目的而合理使用有著作权的作品，包括用复制品或录音制品，或法律规定的任何其他方式来使用该作品，都不属于侵犯著作权。第二类为合理使用的其他条款，即包括图书馆和档案馆的复制，非营利性机构对录音制品的转移，非营利性的演出或展出，某些二次播送，临时性录制等。
4．其他国家立法例
四、“合理使用”制度之“合理性”标准问题探讨
立法史上，美国最先引入了至今被各国广泛认可的合理使用判断规则，诸国或直接搬过来引入内国立法中，或进行适当修改后适用。其内容（即美国著作权法第107条）为：“在任何特定情况下，确定对一部作品的使用是否合理使用，要考虑的因素应当包括：（1）使用的目的和性质；（2）有版权作品的性质；（3）同整个有版权作品相比所使用的部分的数量和内容的实质性；（4）这种使用对有版权作品的潜在市场或价值所产生的影响。”
这四条标准如吴汉东先生所言，并未成功解决“合理性”标准涉及的几个或抽象或具体的困惑。比如，什么是合理？以何主体的角度去看是合理的？等等。在四条看似明确的判断标准之下，实际上确实为理论界或实务界提出了更多的问题和思考。但是毫无疑问，四条标准在直到今天看来，仍然不失为大智慧的，从其广泛为各国所继受和移植不难看出，但是其究竟因何无法为著作权“合理使用”制度之“合理性”标准起到明示的作用？笔者思量再三，以下分述之：
1．不论是否有意将此“合理性”标准的决定权依判例法模式授予法官，事实上确实发生了这样的结果。因其“合理”与否见仁见智，故而事实上立法即使再过准确，也实难给予著作权权利人或其相对人（如合理使用人或者侵权人）以事先的预测性。而一旦因为是“合理使用”还是“侵权使用”发生案件，则只能交给法官去判断，因此必然发生判例法模式下法官造法的结局。
2．承接上文所述，虽然将此“合理性”标准的决定权交给法官，但是并非是交给一个法官，而是交给这样一个职业群体。纵使此群体职业度高且他们足够善意（保证在面对这样一个案件时无个人的私心等等），但其终究无法在此群体内获得对“合理性”标准的一致性理解。由此推之，如前后几个案件法官的“合理性”标准并不一致，则在这几个案件中，后一案件如何从前一案件的所谓“先例”中得到“遵循”的价值就大大降低了，而这与英美法系“遵循先例”就发生了某种程度上的不契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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