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刑事法制改革的基本方向与评价机制刍议/曾明生(22)
评价机制是由一定的评价结构产生相关功能和作用而构成的。在刑事法制改革的评价机制中，其评价结构包括评价主体、评价客体、评价方式、评价标准、评价过程和评价结论等。至于其评价结论是否客观、理性，是否恰当，除了一定程度上可能与其逻辑推理的评价过程有所关联外，通常来讲，与其采用的评价标准（指标体系、评价尺度）有着极大的、非常紧密的关系。而对于这些评价标准，学界又众说纷纭。中国有必要构建一个规范化的、能为民众普遍接受的刑事法制改革价值评价指标体系（即刑事法治指数）。这需要由人们共同来完成，通过广泛的讨论达成基本共识，并且不断探索和实践，不断完善。刑事法治指数的基本组成要素或者一级指标，应主要包括：合目的性、民主性、科学性和公正性。四个评价指标，密切关联，相辅相成。它们分别从目的、民意、规律和利益关系四个角度来考量。其关联表现主要是，只有更充分地反映民意，才能更好地运用规律（因为民可载舟，亦可覆舟），才能更好地协调利益关系，实现更充分的公正秩序，早日完成建设法治国家与和谐社会的伟大使命，乃至未来为进一步建设高度法治化、高度政治文明的更加和谐的社会而努力。但是，试图给四个评价指标分别设定具体分值，极其困难。相对而言，合目的性作为定性指标，把刑事法制改革应客观具备的民主性、科学性和公正性作为定量指标来对待。在民主性（一级指标）之下设置二级指标：立法的选举过程、立法参与、公民自由、司法参与和政治文化五项。然后再对各项二级指标进一步设计、论证和细分为三级指标。甚至对此可以继续设计四级指标等。对于科学性和公正性两个客观指标的把握，可以参考当前有关“法治指数”这一评估体系来进行改造。不能完全照搬“世界正义工程”法治指数中四项原则之下的指标设计，而是有必要对之进行某些相应的改造。同样可以考虑，在一级指标科学性原则和公正性原则之下设计若干二级指标，二级指标之下设置三级指标，甚至再进一步细化为四级指标。当前的法治指数研究还存在一些有待深入的关键问题，在构建刑事法治指数的过程中，无论借鉴“世界正义工程”的经验，还是参考香港地区的做法，都应在对普适性的追求上，寻找全球法治建设的共同规律。对其评价要构建多层次、多维度的标准，需要更精妙的理论模型与统计方法。
【 作者简介：曾明生（1971—），男，江西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法学博士，主要从事刑事法学研究。此文原载（中国人民大学刑事法律科学研究中心编）《犯罪学与刑事法制改革国际研讨会论文集》（2012年6月11-12日），第137-16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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