沉默权之赋予与证明标准之转型/杨文革(8)
在我国，被追诉者做有罪供述的案件也平均占到八九成。在未来赋予被追诉者沉默权的前提下，其自由意志得到了尊重，口供不再强迫取得，真实性较过去将会有更大的提高和保证。但我们仍应当采纳日本的做法，坚持口供补强传统。其理由有五：一是我国《刑事诉讼法》第46条规定，“只有被告人供述，没有其他证据的，不能认定被告人有罪和处以刑罚。”这说明我国《刑事诉讼法》对待口供也同样要求补强。即使在赋予被追诉者沉默权后，这一做法仍然应当坚持。因为在我国实践中如日本的考虑一样，一些为替人顶罪（多在交通肇事中）而自愿供述的案例一再发生。二是坚持实体真实主义一直我国《刑事诉讼法》的传统，这一优良传统不能因为沉默权的引入而被丢弃，否则害莫大焉。我们不仅应当防止“口供中心主义”的借尸还魂，也要警惕美国式过度形式真实主义的侵蚀。三是坚持口供补强规则能够促使公安司法人员尽量收集证据，不致怠惰敷衍。四是能最大地取得社会的信任，维护法治的尊严。五是“孤证不立”是我国的优良文化传统。梁启超说：“孤证不足以成说，非荟萃而比观不可。”[21]这与我国司法实践坚持的“孤证不能定案”的诉讼传统是一脉相承的，不能丢弃。
那么，对口供补强到何种程度即可认定其真实性？或者说在口供补强规则基础上应当如何选定证明标准？笔者认为，可以低于内心确信的高度，达到“高度盖然性”即可。所谓“高度盖然性”，是指口供与补强证据结合起来，能达到案件事实高度的可能性。这种高度的可能性是实体真实主义与形式真实主义的兼顾。如何把握这种“高度的盖然性”？总的来说是法官对事实真实性的把握不必达到内心确信的高度；对于补强证据只求确实，不求充分。具体来讲：一是现有证据之间能够大体上协调一致，相互印证；二是对无罪证据要有基本合理解释，能够大体上排除其真实性，否则应疑罪从无；三是口供与补强证据之间没有明显的矛盾。
为保证被告人放弃沉默权前提下高度盖然性证明标准的顺利实施，还应当对我国《刑事诉讼法》进行一些必要的改革：第一，在正式庭审前设置一个被告人认罪程序，对于被告人认罪的，适用简易程序。第二，充分发挥律师的协助作用，保证被告人在坦白前与辩护律师有充分的协商，完全明白坦白的法律后果。为此，对于此类案件被告人没有聘请律师的，应当为其指定一名律师。第三，在庭前认罪程序中，应当详细告知被告人各项诉讼权利，务必使其明白承认有罪的法律后果，并由被告人和辩护律师在权利告知书上签名。第四，规定此类案件不可申诉，即使将来发现新的证据足以使案件事实大白于天下，按照审判监督程序改判的，也不予以国家赔偿。第五，为鼓励被追诉者坦白罪行，可借鉴美国的辩诉交易的做法，适当允许控辩双方就量刑进行交易（但不可允许就罪名进行交易），以落实“坦白从宽”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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