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淮南子》中的司法思想/崔永东(2)
下面这段话进一步论述了君主带头守法与公正司法之间的关系：“法生于义，义生于众适，众适合于人心，此治之要也……法者非天堕，非地生，发于人间，而反以自正。是故有诸己不非诸人，无诸己不求诸人。所立于下者，不废于上；所禁于民者，不行于身。所谓亡国，非无君也，无法也。变法者，非无法也，有法而不用，与无法等。是故人主之立法，先自为检式仪表，故令行于天下……故禁胜于身，则令行于民矣。”“法生于义”是说法律的本质在于正义，而正义的法律是合乎人心的。法律并非超自然的产物，而是人们合意的产物，因此法律对任何人都有约束力。法律决定国家的兴亡，只有君主而无法律，国家必亡。有法律而不用，与没有法律等同。君主必须带头服从自己制定的法律，如此才能树立法律的公信力，才能使法律行于天下。如果从司法的角度看，有几点需要注意：一是法律具有正义性，司法在于实现这种正义性；二是“有法而不用”即司法不以法律为根据，其结果是“与无法等”；三是“禁胜于身”即严格公正地司法，不受私情私欲的影响，则能使法令深入人心。可见，法治及司法的正当性与君主或司法者的个人素质有密切关系。
《淮南子》还说：“喜怒形于心者，欲见于外，则守职者离正而阿上，有司枉法而从风；赏不当功，诛不应罪，上下离心，而君臣相怨矣。是以执政阿主而有过，则无以责之。有罪而不诛，则百官烦乱，智弗能解也。”它进一步申明了君主个人素养与司法活动之间的关系，君主喜怒形于色，将个人欲望和意志凌驾于司法权力之上，那么司法官员就会曲意逢迎、枉法裁判，导致赏罚不当，司法不公，上下离心离德，国家由此陷于混乱。因此，掌握国家最高司法权的君主必须排除私情私欲的影响，不能将自己的意志凌驾于司法权力之上，并要求各级司法官员秉公执法，不可枉法裁判，如此才能树立法治的权威，民众才会信赖国家的法令。
作者还提到了“处静持中”的主张，也是对司法官员的一种要求。“处静”是指内心保持一种虚静的状态，不受私情私欲的影响；“持中”是指追求公正的一种愿望。在作者看来，对私情私欲的超越正是司法官员实现司法公正的前提条件之一。因此，《淮南子》才将“公正无私”作为对执法者和司法者的基本要求。《淮南子·主术》还说：“不偏一曲，不党一事，是以中立而遍运照海内。群臣公正，莫敢为邪。”这是将“中立”、“公正”当成一种基本的政治道德和司法道德来提倡。
作者又指出：“明主之赏罚，非以为己也，以为国也。适于己而无功于国者，不施赏焉。逆于己便于国者，不加罚焉。”这是进一步阐明了司法公正与司法者的公正态度之间的关系。君主作为国家司法权的最高掌管者，必须具备公正的态度，将司法公正作为自己的价值追求，不能以自己的好恶作为赏罚的根据。君主行使司法权，不是为了自己的利益，而是为了国家的利益。臣民的行为即使对君主有利但对国家无利，也不可对其赏赐；反之即使对自己不利但对国家有利，也不可加以惩罚。可见，对君主来说，司法的正当性乃基于其对司法公正的价值追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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