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事证据制度的完善及新要求/朱立鹏(4)
长期以来，无论是理论界还是实务部门，都认为“证据确实、充分”的证明标准比较笼统、过于客观，实践中还是要靠刑事司法人员进行主观判断。无论英美法系的“排除合理怀疑”还是大陆法系的“内心确信”，都是以裁判者内心对事实认知程度作为证明标准。此次刑事诉讼法修改完善了刑事案件证明标准，在总结实务经验并借鉴域外做法的基础上，确立了“排除合理怀疑”的证明标准，以求刑事司法人员从主观方面印证“证据确实、充分”的客观要求。根据立法精神，刑事司法人员对一个案件的处理，在所有的环节上都不应当存在符合常理的、有合理根据的怀疑，否则就不应当按照诉讼的程序向前推进。“证据裁判主义不仅要求法官必须依证据而为事实之认定，而且对于一定之证据限制法官为自由心证，如无证据能力、未经合法调查，显与事理有违或与认定事实不符之证据，不得作为自由心证之依据。除此之外，补强证据之有无，及科学证据之取舍，法官亦无自由判断之余地。” 证据裁判原则要求裁判的作出以证据为根据，避免了以主观臆断或者其他不具有证据能力的证据材料作为认定案情基础的现象，是对法官恣意擅断的最为有效的约束机制，是增强司法裁判确定性和权威性的重要保障。
（三）非法证据实质范畴应当厘清。
所谓非法证据中的“非法”，并非证据本身所自有的属性，而是侦查人员在获取证据过程中的手段、程序，或者说证据呈现出来的表现形式是违反法律的，因而形成了非法证据。 新修订的刑事诉讼法将非法证据区分为非法言词证据和非法实物证据。前者既包含了在程序上的违法，如侦查人员违反规定单人取证，也包含了实质性的违法，如刑讯逼供。修改后刑事诉讼法规定，采用刑讯逼供等非法方法收集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供述和采用暴力、威胁等非法方法收集的证人证言、被害人陈述，应当予以排除。采用刑讯逼供等非法方法”，这个“等”字使得通过“威胁、引诱、欺骗”所获证据是否排除语焉不详， 当然界定“威胁、引诱、欺骗”的适当界限难度不小，以“引诱、欺骗”方式收集证据，由于很多时候与审讯技巧、侦查谋略难以区分清楚，尚不可一概而论，但如果根据实际情况，可能导致言词证据虚假或明显以非法利益进行诱骗的，则也要考虑综合全案情况审酌予以排除。但立法采取的回避态度无助于实务难题的化解，反而有可能进一步加重实践中在这类非法取证手段处置中的混乱状况。
通常而言，刑讯逼供仅指暴力手段获取口供,主要是指各种物理强制力的使用。然而,众所周知的一个事实是，近年来我国刑事司法实践中各种非法获取口供的手法正在逐步由赤裸裸的暴力转化为非暴力的软性逼供或者变相逼供，比如长时间罚跪、长时间不准睡眠，固定蹲姿，冻、饿、晒等，这些不会留下物理伤害痕迹的手法能否被解释为“刑讯逼供”应不无疑义。 “刑讯逼供等非法方法”、“暴力、威胁等非法方法”中“等非法方法”的理解，我们应尊重立法精神，不宜单纯限定在“刑讯逼供”或者“暴力、威胁”的范围内。具体案件的情况千差万别，从实践上看，非法取证的情形远非如此。对于违法程度、强迫程度达到与刑讯逼供或者暴力、威胁相当，并使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以及证人、被害人不得不违背真实意愿陈述的非法取证情形，应当归入“等非法方法”的范畴。但立法中没有细化表现的具体形态，有关刑讯逼供的条款在实践中必然会面临着再解释的需求，因为其无法涵盖侦查实践中层出不穷的非法取证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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