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居关系中财产纠纷的裁判/赵军蒙(3)
二、我国同居关系的社会与立法现状
（一）社会现状
从有人类社会开始，同居作为一种社会现象就同时存在，并一度受到多国婚姻法的排斥。但20世纪20年代中后期，非婚同居在世界范围内大量增加。目前，在我国在不同的人群中，均存在同居族。一是城市（特别是发达的地区）人口中的年轻人，因为受到西方同居文化和大众传媒的影响，出于对承担婚姻责任的胆怯和对婚姻不稳定的惧怕，认为“试婚”是一种时尚的生活方式，跃跃欲试，不再羞于启齿。二是农村有些群众认为办理结婚登记没有意义，只要按风俗举行婚礼即可，或为逃避计划生育政策而故意不办理结婚登记，这使得农村中的非婚同居现象也十分严重。三是部分老年人或受子女阻拦不敢再婚，或出于对再婚后产生家庭纠纷的恐惧而不愿意办理结婚登记，从而选择同居的方式。
（二）立法现状
1950年到2000年整整50年间，新中国《婚姻法》的颁布、实施、修改向国民昭示：婚姻以登记为要件；要结婚，得登记。修订后《婚姻法》再次重申了这一点，第8条规定：“要求结婚的男女双方必须亲自到婚姻登记机关进行登记。……未办理结婚登记的，应当补办登记”。但由于受到传统民间习俗的影响和经济文化发展水平的制约，在我国未办理结婚登记即共同生活的人为数可观，有一个相当庞大的群体。修改后的《婚姻法》之所以增加“补办登记”这一柔性规定，就是为了给涉足这种行为的人们提供一个最后补救的机会，同时也强化了登记的效力（否则登记制度就失去了意义），并在法律上严格区分同居关系和婚姻关系，不失为一种有利于保持社会关系稳定的一种方法。这反映了法律以正视现实的态度对待这类客观存在的现象所持有的一种灵活、变通的态度。《解释（一)》亦对此类行为人进一步作了规定，“未补办登记的，按解除同居关系处理”，明确了未补办的法律后果。但无论是前者，还是后者，均未强调该行为的“非法”性，一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审理未办理结婚登记即以夫妻名义同居生活的若干意见》（以下简称《若干意见》）中的基本用语“非法同居关系”。解除同居关系和解除非法同居关系这一微妙的变化，虽然只有两个字的区别，但却是质的转变，折射出的法律底蕴不可小视，体现了涉及人类感情生活的婚姻家庭纠纷的特殊性和“特事特办”的务实态度。在《解释（二）》，最高人民法院走得更远了。第1条就明确规定：当事人起诉请求解除同居关系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但当事人请求解除的同居关系，属于婚姻法第3条、第32条、第46条规定的“有配偶者与他人同居”的，人民法院应当受理并依法予以解除。这样，人民法院对无配偶男女的同居采取不予理会、干预的态度，完全是个人私事。法律条文上的变化体现出观念的转变：婚姻法具有民法的本质，属私法范畴。因此，对于同居这一民事行为，除特殊情形外，司法不应予以干预，因为这是当事人意思自治的领域，法律既不提倡也不禁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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