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稳与改革的博弈与平衡/李昌庚(10)
2、有些国家有着较为畅通的公民权利诉求与利益表达渠道。首先，司法机关坚守了社会救济的最后防线，以及社会公正的底线，从而使民众基本没有丧失对法律及其司法的信任。比如美国联邦法院在“布朗控教育局”一案中，做出了否定“隔离但平等”原则的判决。并宣布在中学里实行“隔离制”是违反宪法的行为。 又如美国联邦法院于1956年12月判决在“公共汽车上实行种族隔离制度”违法宪法等。其次，新闻媒体、集会、结社等各种社会中间层途径是比较畅通的。比如在1963年的美国伯明翰事件中，很多美国民众通过电视看到警察暴行，进而导致更多的人加入民权运动，以支持社会正义。又如美国允许公民依法成立各种社团组织，进而通过集体理性对抗来表达利益诉求，相对缓解社会冲突的暴力倾向及其负面影响。如1955 年成立了“蒙哥马利改进会”、1957 年成立了南部基督教领导大会、1960 年成立了学生非暴力协调委员会等。
3、有些国家和地区能够顺应民意，及时改革。一方面，使现有宪政体制不断完善，从而将尽可能多的公民权利诉求与利益表达纳入到以宪政为基础的法治轨道内，实现权利诉求的常态行为化。比如美国国会在1957、1960、1964、1965年中，分别颁布了几个影响较大的民权法案，从而从立法上废除了美国若干种族主义歧视制度，并使美国黑人尤其南部黑人选民大幅增加等。另一方面，许多威权政治的国家和地区顺应民意，有条件的逐渐推进改革，实现社会平稳转型，从而避免了较大幅度的社会动荡。比如韩国、印尼、菲律宾、缅甸以及我国台湾地区等。
4、有些国家和地区未能及时顺应民意并推动改革，或是滥用警力，而致社会矛盾加剧，造成历史后遗症，甚至导致许多国家分裂、民族冲突、政权更迭和惨重的社会动荡。比如美国1963年的伯明翰事件、韩国1980年的“5.18”事件以及20世纪90年代之前的原苏联东欧国家和当今的埃及、突尼斯、利比亚、叙利亚、也门等中东阿拉伯国家。其中，我国台湾地区尤值得一提的是，国民党政府在处置中坜事件和“美丽岛”事件中，由于采用压制手段过度使用武力，不仅重创了国民党自身，人为地树立了更多的政治对手，增加了政治对手的政治资本；而且增加了族群对立和“台独”势力等历史后遗症。
当然，随着社会发展，以及民主法治化进程加快，愈来愈多的国家和地区将这种社会冲突纳入到以宪政为基础的法治轨道内解决。无论官方还是学界普遍将此视为公民权利诉求与利益表达的一种常态行为。比如依法登记的各种集会、游行示威等。即便涉及非法或非正当性权利诉求与利益表达而引发的此类社会冲突，也是通过民意基础上的法治轨道解决。其中，宪政框架内的民意立法以及民意支持乃是冲突解决的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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