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稳与改革的博弈与平衡/李昌庚(13)
问题应当回归到，在中国语境下，如何以尽可能小的改革成本与代价实现民意充分彰显的宪政体制？这是无法回避的话题。许多人基于政治敏感性，而却有意无意地忽视了这一我国急需解决的话题。依笔者之见，通过“相应保障”的社会建设来推动良性宪政体制的平稳转型。或许，有人以历史中的印度、巴西、南非等若干个国家为例来反驳笔者的立论，并以此来推论笔者的中庸观点。但立足于中国漫长的封建专制社会及现有体制，一旦突然“放开”，在没有足够相应条件保障的情况下，基于严重的城乡差别、东中西部差别、贫富差距以及民族问题和台湾问题等现实中国国情，将容易引发国家分裂、“地方诸侯”和“民粹暴政”等社会动荡问题。虽然面临着社会公共利益并不比私人权利更为重要的价值判断困扰，但时至今日的中国在体制转型改革方面考量上述因素乃是相对较优选择，以尽可能降低改革成本与代价。这应是我国改革所追求的目标，而这恰是中国体制改革的难点所在！原苏联东欧等转型国家的经验教训足以引以为鉴。
因此，中国的宪政体制改革必须同步考量如下社会建设内容：（1）加快市场经济体制的国际接轨，健全市场经济体制，加快经济发展，培育和壮大市民社会。（2）进一步加快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加大对落后地区尤其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发展支持力度，缩小城乡差别和东中西部差别，尽快形成一种“橄榄型”社会。（3）进一步加强以教育优先发展为目标，尤其少数民族和落后地区的教育投入，以一种开放、多元和国际化的教育理念，尽可能培育更多的理性并具有法律素养的现代价值观的公民，尤其维、藏等少数民族公民。（4）进一步加快社会保障制度改革，形成较为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这既是公民应有权利的体现，也是体制转型中尽可能减少非理性的极端行为和“民粹暴政”等消极现象的重要手段。（5）本着财权与事权相适应的原则，进一步理顺中央与地方分权关系。对于少数民族地区尤其维、藏、蒙等自治地方，在加大经济支持力度的同时，要优先于内地加快民族自治地方的相对公正的体制建设，适当借鉴特别行政区制度以及联邦制的某些经验，进一步改革与完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从而有利于加大中央向心力，以便中央政府在未来改革中涉及民族问题等能够掌握主动权。（6）进一步加大具有较高学历尤其具有包括法律在内的人文素养背景的人才进入军队和公安武警系统，加快军队和公安武警的现代化进程。这既是群体性事件现实理性处置的需要，也是社会转型改革保驾护航的需要。等等。
值得一提的是，无论是加快教育现代化进程，还是改革与完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进而优化中央与地方分权关系，虽然这有可能在一定阶段加剧民族问题，但这又恰是理性解决民族问题的重要手段。我们不能因为“问题”而回避“问题”，而必须正视“问题”并在“问题”基础上去解决“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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