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稳与改革的博弈与平衡/李昌庚(16)
三是处理群体性事件要秉承慎用警力的原则底线。国外尤其西方国家一般坚持警察中立，强调最少使用武力原则。我国现阶段虽不至于强调“警察中立”，但慎用警力乃是相当必要，以免留下历史后遗症。云南孟连事件、湖北石首事件等应吸取教训。与此相反，厦门PX项目事件则值得学习与借鉴。即便如此，在特定情况下，一定程度的紧急权及相应的应急性维稳措施仍是必要的，但需符合最低人权标准及民主宪政发展要求；即使存在牺牲或遏制必要的公民权利为代价，也应当伴随着“改革期待”，以尽可能取得社会公众谅解，并换得社会的忍耐力。此乃是长远价值目标之实现与眼前价值的取舍，而非法治暨正义之一般考量，但有着法治暨正义之底线。而这关键取决于学者与官方暨社会各界之间能否形成一种意志暨权益表达的博弈机制。这是应急性维稳措施的前提和基础，否则应急性维稳措施就容易成为改革的“挡箭牌”，改革维稳型也就失去了存在基础。
再次，从执法业绩考核来看，政府官员业绩评价体系要慎用维稳指标。当下，政府官员业绩评价体系包括维稳指标固然有其必要性，但关键在于如何理解维稳指标。如果把维稳指标仅仅理解为群体性事件等社会冲突的发生频率低，那么可能因此导致政府官员抱着“求稳”心态，不求改革进取精神，并容易采取高压姿态“堵塞”群体性事件等社会冲突，进而形成一种以牺牲公民权利诉求为代价的僵化社会稳定，从而为后人留下更大隐患。因此，维稳指标要考虑如下几个因素：一是当地的历史因素和民族因素；二是当地的自然条件因素及经济发展因素；三是群体性事件等社会冲突发生的根源因素等。总体而言，维稳指标不应简单地以群体性事件等社会冲突发生频率为考量因素，而关键看当地执政者的执政行为是否有利于从长远消除引发群体性事件等社会冲突的根源，以谋求一种民意充分彰显的动态社会稳定。如若不能从根源上寻求（哪怕是尝试寻求）解决问题，即便眼前的社会稳定也应是鞭挞的对象。进而言之，如若当前的群体性事件是因前任执政者造成的隐患而引发，也应追究前任执政者的政纪暨法律责任。当然，以上判断不能来自于单方面的官方界定，关键来自社会公众的自由评价与利益集团的充分博弈，以求得一种合法性与正当性考量。唯此，方能推动政府官员从根源上寻求群体性事件的解决对策。
（3）谨慎司法
谨慎立法必然追求一种谨慎司法理念。但宽容的同时，尚有法治的底线。这是改革维稳型解决模式的应然要求。否则，面对中国语境的社会转型期，将有可能付出更大的改革成本与代价，从而有违秩序与正义之一般追求。如何把握这种法治底线，以做到谨慎司法？笔者以为，应当考虑如下几个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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