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稳与改革的博弈与平衡/李昌庚(17)
首先，谨慎立法并非意味着司法“真空”，而是存在司法自由裁量权的可能性。虽然英美法系的司法自由裁量权并非完全适合于现实中国国情，但至少对于社会转型期的群体性事件而言，从法律条文回到法官头脑，虽然增加了司法风险，但降低了改革风险，因为个案是非总比普遍适用的法律文本是非降低风险。如若法官的自由裁量权能够置身于社会公众的自由评价环境中，则更能彰显正义，以进一步降低改革风险。至少笔者可以建议，关于群体性事件的司法审判，应当硬性规定引入改革意义上的人民陪审员制度和新闻媒体监督制度。尽管上述这些依赖于宪政体制改革，但这些毕竟与体制转型是一种相辅相成的过程。
其次，谨慎司法意味着要严格界定群体性事件。如前所述，群体性事件特指从根源上看，公民权利诉求和利益表达在现有体制内无法或难以得到解决而引发的对社会产生影响的不特定多数人的集体行为。因此，要将群体性事件与现有体制可以考量、且已经达成民意共识的无论合法暨正当与否的集体行为加以区别，前者在宽容与法理之间寻求一种“慎法”精神，后者则是现有法律保护的正当公民权利诉求或是法律制裁的行为。比如有学者提及群体性事件中的“有组织犯罪行为”， 实际上已经超出本文所指的群体性事件范围，也是现有司法体制所能解决的问题，理应受到司法制裁。一旦区别不当，甚至放大群体性事件外延，要么损害公民的正当权利诉求，要么找到逃避法律制裁的借口，要么丢失基本正义而留下历史后遗症，要么当地政府逃避责任的借口等。比如群众因征地拆迁的上访行为要与某些人乘机从中打砸抢等行为加以区别，否则有违社会基本正义。
再次，群体性事件司法裁判重在根源，而非外在形式。如果引发群体性事件的根源在于合法或正当的权利诉求及利益表达，即便外在形式出现了非法行为，则司法应本着“公共利益并不比私人权利更为重要”的理念宽容对待，以体现正义。比如行为人为了维护正当权益或因公权力腐败而一时情绪激动所采取的过激行为与那些动机不良而浑水摸鱼所采取的打砸抢行为应加以区别对待，前者应宽容法理，后者应依法制裁。如果非法或非正当性权利诉求及利益表达进而因误导而引发的群体性事件，则应从根源上寻求救济，而应对其后发生的群体性事件宽容对待。 否则，一旦司法处置不当，危及社会基本正义，便容易留下历史后遗症。司法处置了一批人，却留下了更多不满的种子。比如湖北石首事件中，当地政府与涂远高家属签署的《关于“6.17”事件与死者家属有关事项的协议书》中，规定是否追究法律责任本身有违法治精神。事后又进行“秋后算账”，更是激起当地民愤。姑且不论司法裁判是否公正，但就当地政府的前后行为已经深深刻上了人治色彩。即便司法裁判公正，公权力的公信力也因此而大打折扣。同样，贵州瓮安事件等也值得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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