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稳与改革的博弈与平衡/李昌庚(18)
又次，群体性事件司法裁判要谨慎考量《刑法》第六章的有关规定。笔者建议对《刑法》第六章有关“妨害社会管理秩序罪”作出相应的司法解释，严格界定群体性事件与非群体性事件的集体行为的法律适用，力求避免司法审判的历史后遗症。
最后，虽说群体性纠纷诉讼机制是一个司法技术层面的话题，但若构建得当，可以有效发挥司法功能，适当化解社会矛盾。因此，群体性事件在司法诉讼层面上，在已有代表人诉讼制度完善的基础上，可以适当借鉴能够作为公益诉讼的德国式的团体诉讼制度和美式集团诉讼制度。美国的集团诉讼制度当初在20世纪50-60年代民权运动等社会冲突中就发挥了积极的司法能动效果。
四、结语
社会转型期群体性事件主要源于公民的权利诉求与利益表达和现有体制的摩擦而产生的体制外冲突。在社会转型期，由于社会主义民主与法治尚未成熟与定型，基于公权力的公信力危机，存在着合法性与正当性困扰，由此也注定了群体性事件定性困惑。鉴于我国国情，我国既不要寻求理想化的稳定环境进行改革，也不要不计代价地进行改革。我国应当吸取和借鉴境外经验教训与启示，以史为鉴，从压力维稳型向改革维稳型解决模式转变，变被动改革为主动改革，实现以社会建设为主导的相应保障条件成就基础上的宪政体制改革，进而将群体性事件纳入以宪政为基础的法治轨道内解决！一旦群体性事件视为一种常态行为时，中国特色的“群体性事件”概念也将退出历史舞台！
当然，体制转型改革需要一个过程。针对社会转型期群体性事件的现实处置，应本着“慎法”精神，做到谨慎立法、谨慎执法和谨慎司法，在宽容与法理之间寻求一种平衡。其目的是，在法治与正义暨社会稳定之一般追求的同时，避免留下历史后遗症，给社会一种改革期待，给后人留下一种更为和谐的稳定基础。如果从此种意义上理解“大调解”及其“大调解”基础上的司法能动主义则具有现实意义。
也有学者或许认为，该文已经接近真理，但在现实中实施有难度。笔者理解这种苦衷。但笔者以为，不能为了个人利益得失，而回避问题，甚至说“假、大、空”话。鉴于学者良知，笔者不想论伪命题的话题。虽然，真话并不一定意味着真理，但真话可以充分彰显民意。在民意充分博弈的过程中，可以相对地实现“真理”。尽管学者与执政者基于国家治理的需要存在认知的偏差，即便学者换位于执政者身份而可能改变或部分改变其立场，也并不能因此否定学者的价值。二者暨多元认识的互动使其无限接近于共识，此乃是学术价值之所在！也是社会进步之福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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