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稳与改革的博弈与平衡/李昌庚(2)
Keywords: social transition; group incidents; maintaining stability; reform; “cautious law”
一、问题的提出
处于社会转型时期的中国，也是群体性事件等社会冲突愈益频发时期。对此，已经引起了理论界和实务界的高度关注。从理论界来看，社会学、法学、政治学、新闻学或其他学科对群体性事件均有论述，甚至自然学科从应急预警或危机治理等视角也展开相关论述。
应当说，学界关于群体性事件的论述已经相当充分，也为此做了诸多有益探索。但笔者发现，学界多从泛政治意义上的负面态度认识群体性事件，普遍强调群体性事件的危害性与违法性特征。比如有学者认为，群体性事件是指聚众共同实施违反国家法律、法规、规章，扰乱社会，危害公共安全，侵犯公民人身权利和损害公私财产安全的社会事件。 也有学者认为，群体性事件是指有一定人数参加的、通过没有法定依据的行为对社会秩序产生一定影响的事件。 也有学者认为，群体性突发事件是指由社会群体性矛盾引发的，形成一定的规模，造成一定的社会影响，危害社会稳定，干扰正常的工作秩序、生产秩序、教学科研秩序和社会秩序的事件。 也有学者认为，群体性事件是指基于群众的共同利益而聚众的、自发的、公开实施的严重扰乱社会公共秩序的行为。 也有学者将此视为一种非常规性纠纷，并认为其社会危害程度较大。 等等。在此不一一例举。
虽然也有学者对群体性事件定义逐渐趋向中性，而不是一味地从负面态度考量。比如有学者认为，群体性事件是指由多人参与的对正常的社会秩序造成一定冲击并需要有关部门采取紧急措施处理的事件。 也有学者认为，群体性事件是指由某些利益要求相同或相近的人所组成的群体，因某项具体资源调配不当，或因长期的资源分配不均导致长久积压的相对剥夺感，在突遇偶然事件时，所爆发的通过游行、示威、静坐、罢工，甚至打砸抢烧等体制外的政治行为舆论或通过强烈的言语舆论与情绪舆论而进行的机制性抗争，这一抗争对政府管理或/和社会秩序造成了或大或小的影响，以求纠正和改进不当的资源调配和补偿利益损失或/和发泄情绪。 甚至有学者开始对群体性事件的负面态度认识持异议。比如有学者认为，在中国语境下，一味强调群体性事件的危害性、违法性特征，在经验上和学理上是经不起推敲的。 但总体而言，学界关于群体性事件的负面态度认识则是主流。
基于上述认识，学界关于群体性事件成因及对策研究，多从技术层面分析其成因和对策，比如集团诉讼或团体诉讼等； 多从压力维稳视角寻求其成因和对策。固然此项研究有其必要性，能够提供燃眉之现实解决方案，以此缓解维稳压力。但若仅限于此，只能是治标而非治本的做法，难以获得可持续的现代化语境下的动态稳定。虽然也有学者涉及深层次的体制因素，但多是泛泛论述众所周知的体制改革内容，而却有意无意地回避了当下中国急需解决的问题，即在中国语境下如何以尽可能小的成本与代价实现体制转型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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