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稳与改革的博弈与平衡/李昌庚(20)
在这样一种社会，尚无法用“公民”来称呼“民众”。相应的，与政府官员不对等的具有等级和“恩赐”色彩的“群众”概念似乎也具有某种意义上的消极色彩，无论是否有意识这样认为，但事实如此。
参见顾培东：《试论我国社会中非常规性纠纷的解决机制》，《中国法学》2007年第3期。
[美]塞缪尔．ｐ．亨廷顿：《变动社会中的政治秩序》，张岱云等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9年版，第51页。
[美]塞缪尔．ｐ．亨廷顿：《变动社会中的政治秩序》，张岱云等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9年版，第50页。
参见[美]塞缪尔．ｐ．亨廷顿：《第三波---20世纪后期民主化浪潮》，刘军宁译，上海三联书店1998年10月版。
参见[美]罗斯科．庞德：《普通法的精神》，唐前宏、廖湘文、高雪原译，夏登峻校，法律出版社2001年版，第35页。
在信访制度设计天然缺陷的情况下，有些学者还在津津乐道如何完善信访制度的伪命题。诸如此类的现象不在少数，理应值得学界反思。
参见冯钢：《转型社会及其治理问题》，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年8月版，第101页。
曾庆香、李蔚：《群体性事件：信息传播与政府应对》，中国书籍出版社2010年版，第199页。
笔者认为，基于国情考量，我国有强调该观点的必要性。当然，这仅是一般意义而言，也有诸多例外。比如具有私权属性的专利权一旦与公共健康等公共利益发生冲突时，则要考虑公共利益优先等。
王伟：《试论20世纪50-60年代美国黑人民权运动的艰苦历程》，《吉林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3年第2期，第42页。
参见赵克：《群体性事件的根源分析及其化解---基于社会运行机制的分析》，《学习与实践》2008年第4期。
[美]罗纳德．德沃金：《认真对待权利》，信春鹰等译，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8年版，第252页。
李昌庚：《中国语境下的政治民主化与社会稳定的博弈与平衡》，《学习与实践》2009年第4期（人大报刊复印资料《中国政治》2009年第7期）。
陈晋胜：《群体性事件研究报告》，群众出版社2004年版，第241页。
周向阳：《清代应对“群体性事件”的立法研究》，《求索》2010年第2期。
参见刘霞、向良云：《公共危机治理》，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10年10月版，第167页。
参见于建嵘：《当前我国群体性事件的主要类型及其基本特征》，《中国政法大学学报》2009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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