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稳与改革的博弈与平衡/李昌庚(5)
英国社会学家吉登斯认为，社会转型要考虑三大因素，即政治因素、经济因素和文化因素，其中，政治因素是核心。笔者以为，除了上述因素以外，还包括外力因素作用的可能性。社会转型在多数情况下是遵循社会发展规律的自然转型过程，但也存在过违背社会发展规律的人为作用的转型过程。倘若后者，则又必然面临着将来再次转型的问题。至于有学者提及的人均GDP进入1000--3000 美元时期属于社会转型期，往往是对国际上一些社会转型国家经济指标考察的一种结论。但这种经济发展指标并非是世界各国社会转型的共性，更非意味着经济因素是社会转型的唯一因素，否则就无法解释印度早期的民主转型，也无法解释中国清末民国时期社会转型等近现代史以及原苏联东欧等国家和当前的中东阿拉伯国家的社会转型问题。
如果从体制变迁来看，国外许多国家尤其西方国家至少已经初步完成了现阶段的社会转型。但从我国来看，社会转型却经历了较为漫长的历程，至今尚未完成。笔者以为，我国近现代以来社会转型主要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次社会转型是清朝末年、辛亥革命以后，推翻了封建帝制，向民主法治社会转型，但由于日本侵略和国共内战等原因而中断；第二次社会转型是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后，期望建立理想化的社会主义制度，但由于教条主义等因素而发生严重畸形；第三次社会转型是20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以来，面临着前两次社会转型没有完成的历史使命，即从计划经济及集权政治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及民主政治转型的过程。某种意义上说，第三次社会转型仍然是第一次社会转型的延续。对“马恩思想”的教条主义暨漫长的封建历史助长了中国社会转型的缓慢，这在世界史上是不多见的。中国社会转型当前依然是一种体制转型过程，这也是诸多问题的症结所在！
对于中国而言，当前的社会转型不仅面临着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暨信息社会的转型以及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型问题，还面临着集权政治向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体制转型问题。而对“马克思主义暨社会主义”的不同解读与民主政治转型的交集又进一步加剧了所谓“中国特色”，进而使问题趋于复杂化。这种同步推进的“多重”转型恰是国外许多国家尤其西方国家较少经历的。因此，我国群体性事件必须置于这一特定社会转型背景加以考量。
限于本文宗旨，本文无需详细解读社会转型问题，只希望为群体性事件界定以及准确定性提供相应的语境考量。
三、社会转型期群体性事件的定性拷辨
1、群体性事件产生、界定及定性的原理考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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