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文明与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关系研究/毛建平(4)
第二，实行依法治国基本方略，是新时期政治权威合法性基础转换的现实需要。政治权威的合法性，是指政治权威得到人们的信赖、认同和支持。对任何一个政权来说，只有当强力的统治转化为权利的统治，得到人们的信任和支持后，才能够长久存在下去。在我国，政治权威主要是指党的领导权威。中国共产党经历了革命和建设两个时期，在不同时期，政治权威合法性的基础是不断地发生转换的。在革命年代，党的合法性基础主要来源于长期武装斗争过程中产生的党的领导人的个人魅力，尤其是毛泽东的超凡魅力。党执政后，随着毛泽东、邓小平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相继去世，战争舞台造就的领导人的权威与影响力逐渐消逝。民间英雄崇拜的气氛已经淡化，整个社会正在日益向平民时代过渡。新的时代、新的领导人需要有新的权威，需要新的权威基础，这就是理性的选择和法律的程序，即确立法理型权威基础。法理型权威所依赖的主要是非人格化的制度性力量，“依赖对合法章程的有效信任，依靠由理性制定的规则建立起来的事务性权限，也就是说，依靠履行规定义务的服从观念。” 在这里，统治者的意志，不是通过对个人权威的效忠，而是通过对法律权威的遵从而得以表达和贯彻的。显然，法理型统治适应了现代市场经济和政治文明发展的要求，是一种比较稳固的政治基础。从这个意义上说，党将依法治国作为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体现的党与时俱进，适应环境挑战的能力，也反映了党执政理念的文明化。
第三，实行依法治国基本方略，是防止腐败，确保权力良性运行的必然选择。腐败是指政府官员为谋取个人私利而滥用权力的行为，它是社会经济现代化过程中不可避免的现象。亨廷顿指出：“大致看来，有理由认为，腐化程度与社会和经济迅速现代化有关。” 腐败是政治社会的一大毒瘤，它瓦解政治权力的合法性基础，恶化官民关系，是诱发政治及社会危机的最主要和最深刻的根源之一。如何消除腐败现象，确保权力良性运行，或许是政治学中最为根本、最为永恒的话题之一。历史表明，要从源头上预防和治理腐败现象，最根本的是加强制度建设，不断铲除腐败现象滋生蔓延的土壤。因为制度问题“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好的体制，可以有效地预防和制止腐败现象的发生，反之，不好的体制，则会导致腐败现象的滋生和蔓延。” 制度建设的关键又在于法制建设，实行依法治腐。“治理腐败不单纯要求一套防治制度，而需要一整套以法为上的国家制度，也就是需要依法治国，这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和要求。”
三、建设政治文明将推动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得到全面落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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