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失侵权中的精神创伤赔偿/丁春艳(10)
（二）澳大利亚
澳大利亚属于英联邦国家，英国法对其有着重大的影响。然而就精神创伤赔偿问题，它确立了诸多不同于英国法且极具典范意义的规则。澳大利亚高等法院曾先后审理了两个著名的精神创伤案件。第一个是1984年的简虚诉科菲案（Jaensch v. Coffey）。[39]该案的核心法律问题是：原告的丈夫在因被告过错导致的车祸中身受重伤，原告虽不是事故的目击者，但却因赶到医院后的所闻所见而受惊，并发展为以焦虑与抑郁为症状的精神疾病，在这种情形下，被告是否对原告负有避免其遭受精神创伤的注意义务？迪恩法官（Deane J.）并无意将精神创伤赔偿限于与第一顺位受害人的家属，也不要求第二顺位受害人必须满足时空的邻近关系；相反，他认为，“如果可以合理地预见，受害人在被告知死讯或事故后可能遭受精神伤害，那么在我看来，能否以未满足邻近关系而拒绝赔偿，是一个尚未定论的问题”。迪恩法官的上述阐释，为此后的案例就“邻近关系”要件创造了探讨的空间。
第二个上诉到高等法院的案件是2002年的泰姆诉新南威尔士案（Tame v. New South Wales）。[40]案中的原告发生了一起撞车交通事故，警员立即为其进行了血液酒精测量，但却误将其血液酒精含量记录为0.14，并在之后一个月内发现错误并予以更正。事故发生一年后，原告获悉了警员错误记录的事件，开始担忧人们会以为她醉酒驾车引发事故，从而损害她的声誉。原告为此颇受困扰，最后被确诊患上精神抑郁疾病。尽管法院最后判定被告对原告不负有避免其遭受精神损害的注意义务，但是在审理中细致探讨了澳大利亚法就精神创伤赔偿的相关规则。持多数意见的法官们认为：①法律并不要求受害人的精神创伤必须是由突发性和意外性的震惊而引起，即放弃了英国法上“须由震惊引起精神伤害”的这项要件；②法律仅对被医学认可的精神伤害予以赔偿，情绪上的痛苦则不具有可赔偿性；③法律并不要求第二顺位受害人必须在现场或立即赶赴医院亲身感受事故或事故后果；④受害人具有正常的情绪和心理承受能力并不是获得精神创伤赔偿的前提条件，不过它可能是判定“精神创伤是否可被合理预见”时需要考虑的一项重要因素，但被告明知或应知受害人不堪承受正常的情绪或心理压力的除外。
通过泰姆诉新南威尔士案，法院重新考虑了英国法对精神创伤赔偿所作的主要限制，并对此采取了更为开放的态度。其中，有两点发展值得特别关注。第一，无论是第一顺位受害人、还是第二顺位受害人所提出的精神创伤赔偿请求，都以“该精神创伤能否被合理预见”为判定被告对受害人是否负有避免其遭受精神创伤之注意义务的基本要件。第二，英国法对精神创伤赔偿所作的限制因素（例如，是否直接感受事故、是否由突发性和意外性震惊所引发、原告是否具有正常的情绪和心理承受能力等）仅仅是判断上述基本要件的相关因素，并非侵权责任成立的独立要件。即使第二顺位受害人是从第三人处获悉有关事故的信息，他的精神创伤赔偿请求仍然可能获得支持。泰姆诉新南威尔士案之后的判例也遵循该案确立的规则，[41]并强调随着精神病学研究、心理学研究的发展和现代通讯手段的发展，判例法对精神创伤赔偿原先设置的诸多要求，都构成人为的、过时的且不合理的限制。精神创伤赔偿规则应当适应社会的现实情况，并作出适当的调整。[42]
总共26页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上一页 下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