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失侵权中的精神创伤赔偿/丁春艳(16)
1，精神创伤的范围
“侵害精神健康权”是否仅限于“导致精神病学意义上的疾病”的那些侵害？《民法通则》和《侵权责任法》并没有予以明确的规定。与其他大陆法系国家的立法例相似，《民法通则》、《侵权责任法》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赋予因特定人格权或身份权遭受侵害而承受负面情绪的受害人以精神损害赔偿请求权；但并不能由此推定，“精神创伤”的范围必定涵盖“一般的负面情绪”，因为精神损害与精神创伤是两个不同的法律概念。例如德国法虽然确立了精神损害赔偿制度，但仍然要求，精神创伤案件只有达到相当严重程度的精神疾病才具有可赔偿性。
精神创伤的范围，实际上取决于各个法域的法律政策。就我国而言，一方面，精神健康权是公民的基本权利，应当受到法律的尊重和保护。对那些已经构成精神病学意义上的疾病，受害人有权获得及时、有效的救济。[80]而另一方面，参与社会活动的人难免因他人的行为而承受一定的负面情绪，这可被视为社会生活中可容忍的合理风险，而不宜动辄就请求赔偿。否则，将过度地限制公民的行动自由，阻碍社会生活的有效运作。是故，对那些正常社会交往过程中难免的、轻微破坏平和心境的负面情绪，法律宜采取宽容的政策。
比较棘手的情形是，介于两者之间的“严重的负面情绪”，即尚未达到或被认可为精神病学意义上的疾病，但确实给受害人造成显著的情绪痛苦或困扰。在加拿大和美国，有些法官称这种情形为“精神上的伤疤”(A Scar on the Mind)。他们认为，精神上的伤疤与“肉体上的伤疤”(A Scar on the Flesh)并无本质上的差别，两者在法律上应当被同等对待。[81]笔者也认同这种观点，只是赔偿的数额应当以伤害的程度为标准予以确定。需要补充的是，除却限定精神创伤的范围，立法者还能够通过其他法律技术来防止精神创伤案件过度增加所可能产生的负面影响。以美国法为例，虽然具有可赔偿性的“情绪悲痛”的范围要比其他法域的“精神创伤”概念来得宽泛；但美国法对精神创伤赔偿要件的规定就比其他法域严格得多。因此，如果我国法律选择认可“严重的负面情绪”的可赔偿性，则仍然有必要考虑相应地通过对精神创伤赔偿其他方面的限制，来防止案件的激增。
另外，精神创伤的范围是否仅限于“由震惊所引起”的精神伤害呢？尽管诸多精神创伤案件都涉及受害人因受惊而引发精神疾病的情形，[82]但是可能引发精神伤害的原因是多元的，并不止“震惊”(Shock)一种诱因。美国精神病学协会（American Psychiatric Association）2000年发表的《精神疾病诊断与统计手册》（Diagnostic and Statistical Manual of Mental Disorders）第四版列举了395种精神病类症，而因震惊所引发的“创伤后应激障碍症”仅是其中一种。事实上，长久的心理压力或负担之积累亦可能诱导精神疾病。例如，在叶光明诉鲁继肃、叶明亮一案[83]中，两被告因一诽谤事件而发生争议，双方都要求作为目击者的原告提供内容完全相反的证言。原告经不住双方拉锯式的不当取证，终因思想压力过大而患上反应性精神障碍症。此案中，受害人之所以遭受精神创伤，并非因为突发性和意外性的震惊所引发，而是由于较长时间的心理压力之积累所致。而另外两种典型案例是：受害人因长期高强度的工作压力而遭受精神创伤而向雇主赔偿损害；[84]或者，第二顺位受害人因长期陪伴第一顺位受害人承受因被告的过错造成的人身伤害而诱发精神疾病。由此可见，为了真正保障公民的精神健康权，精神创伤的范围并不宜局限于那些由震惊所引起的精神伤害。此外，当前精神病学和心理学的知识和研究也处于动态的发展之中，法院在判定“是否存在精神伤害”的问题时，也需要及时更新相关的认知，以作出适时的判断。
总共26页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上一页 下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