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失侵权中的精神创伤赔偿/丁春艳(18)
3．第二顺位受害人案型的特定限制因素
绝大多数法域在处理精神创伤案件时区分第一顺位受害人和第二顺位受害人，其基本的政策考虑是：对第二顺位受害人的案型应设置规范性的控制机制，以达到限制“潜在的第二顺位受害人数量”之目的。我国法律是否也需要采取类似的法律政策，亦是需要探讨的问题。
通过比较法的考察可知，普通法系区分第一顺位受害人和第二顺位受害人的基本标准是：受害人是否直接涉入被告的过错行为而面临身体伤害的可能；如果是，则是第一顺位受害人；如果否，则为第二顺位受害人。这种明确或暗示地将精神伤害与身体伤害相关联的做法，至少反映了法院的两项成见：第一，精神伤害的诊断极具不确定性；第二，精神伤害是因担忧发生身体伤害所导致。在法院看来，只有那些与身体伤害相关联的精神伤害才具有确定性、真实性，因而具有获得损害赔偿的正当性。正因如此，绝大多数法域对第一顺位受害人的案件适用比较宽松的规则；而对第二顺位受害人的案件则设置了种种限制。然而医学上，精神伤害与身体伤害并不必然存在关联，实务中也发生诸多与身体伤害无关的精神创伤案件。所以，普通法系的这种通过“与身体伤害关联性”来限制精神创伤案件数量的思维模式，值得商榷。
其实，在某些案例中，第一顺位受害人与第二顺位受害人的区分边界并不清晰，亦不合理。例如，英国法将那些因担心他人安危而引发精神伤害的受害人视为第一顺位受害人、并允许其获得赔偿；却将那些通过电视转播亲眼目睹与自己有着深厚情感的第一顺位受害人遭受严重身体伤害而引发精神伤害的受害人视为第二顺位受害人、并以其未能身处现场为由拒绝其赔偿请求，[89]有失公平。另外，在处理“救援者案件”时，英国法的态度曾发生转变：1994年麦克法雷恩诉凯里多尼亚有限公司案中视救援者为第一顺位受害人；而在1999年怀特诉南约克郡警察局局长案中将其视为第二顺位受害人。法院的态度之所以急剧转变的原因是，为了避免审理结果的不公平性：即允许救援者获得赔偿，却拒绝那些与第一顺位受害人关系更近的近亲属之精神创伤赔偿请求。由此可见，第一顺位受害人与第二顺位受害人的技术性区分往往受制于法律政策的考量，存在很大的人为性。
笔者认为，无论是第一顺位受害人的案件，还是第二顺位受害人的案件，我国法律宜统一适用“可合理预见性规则”，只是在这两种案型中适用该规则时需要考虑的因素会有所不同。就第一顺位受害人的案件，由于受害人是直接涉入被告的过错行为、所涉及的受害人范围相对有限，可预见性的判定会相对容易。就第二顺位受害人的案件，由于受害人并未直接涉入被告的过错行为，而是通过第一顺位受害人作为媒介而遭受精神创伤，且潜在的第二顺位受害人之范围比较大（例如，旁观者案型）；因此，从合理控制进人法院的案件数量、合理平衡行为人的法律风险和负担的角度考虑，我国法律需要对“如何于第二顺位受害人的案件中适用可合理预见性规则”作必要的细化规定。于此问题上，其他法域审理第二顺位受害人案件时所提及的相关考虑因素就值得我国的参考。具体而言，笔者认为我国法院应当谨慎考虑如下这些因素，以判定第二顺位受害人的精神伤害是否可为被告合理预见：①第二顺位受害人与因被告过错所发生的事故之间的邻近性(Proximity)，比如，其是否亲眼目睹事故的发生过程，其何时赶至事故发生现场等；②第二顺位受害人与第一顺位受害人之间的情感亲近性，比如，其彼此是否属于亲属关系、情侣关系、朋友关系等；③第二顺位受害人与事故后果之间的关联性，比如，是亲身感受到事故的后果，还是由他人转述事故后果，其对事故后果是否有预期或心理准备等。当然，上述所列的因素并不能穷尽所有的相关情境，例如因被告过错所发生之事故的严重性、突发性等也是法院判定可合理预见性的考量因素。但是，上述各项因素是法院在处理第二顺位受害人案件时所应当重点考虑的法律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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