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失侵权中的精神创伤赔偿/丁春艳(9)
1989年在设菲尔德（Sheffield）发生的“希尔斯堡球场惨剧”(Hillsborough Stadium Tragedy)触发了两个里程碑式的精神创伤赔偿案件。那一年，英国足总杯的一场半决赛在利物浦和诺丁汉森林两支球队间展开。由于警察未能有效控制球场中的人数和秩序，导致95名观众在推挤中被踩死，400多名观众遭受身体伤害，另有一些目击惨剧的人遭受了创伤后应激障碍症。第一个案件是埃尔科克诉南约克郡警察局局长案（Alcock v．Chief Constable of South Yorkshire police），[37]由16名因担忧自己的亲友在“希尔斯堡球场惨剧”中死亡或受伤而遭受精神创伤的原告所提起。这些原告与第一顺位受害人的关系是妻子、父母、祖父母、兄弟、姐妹、叔叔、女婿、未婚妻或朋友。他们或在球场亲眼目睹惨剧，或在电视中看到事故的画面，或通过电台、电视的新闻报道获悉消息，或经第三人转告而得知。在审理过程中，过失、损害和因果关系等因素都被确定；唯一存在争议的问题是，被告是否对原告负有避免其精神创伤的注意义务。审理案件的英国上议院认为，第二顺位受害人与第一顺位受害人的关系并不以父母子女关系和夫妻关系为限，它还可以包括其他具有深厚感情的关系。但是，上议院基本肯定了威尔伯福斯勋爵在麦克洛夫林诉欧布瑞恩案中确立的其他几项要素，认为那些通过电视、电台或经第三人转告的方式获悉事故是不足够的；而事发之后两小时内未能赶到事故现场或医院病房，亦不足以满足“邻近关系”这项要件。总体而言，上议院采取了比较保守的态度，继续严格限制可获赔偿的第二顺位受害人的范围。需要补充的是，英国上议院在埃尔科克诉南约克郡警察局局长案还强调精神创伤必须是“由震惊所引起”(Shock-induced)，即具有突发性和意外性；而在可预料的事件中承受负面情绪而引发精神伤害（例如，患者因误诊而丧失生存机会，他的亲人看着他慢慢地死去，且在此过程中因过度悲痛而引发精神疾病），则不具有可赔偿性。
另一个与“希尔斯堡球场惨剧”有关的案件是怀特诉南约克郡警察局局长案（White v．Chief Constable of South Yorkshire Police）。[38]该案的原告是6名在希尔斯堡球场救援后遭受精神创伤的警察。其中3名原本就在球场执勤；另2名事发之后立即赶赴球场救援；最后1名则负责联络医院与急救署以及死伤者的亲属，之后才去现场。这个案件也最终上诉到英国上议院。鉴于已经拒绝了受难者亲属以第二顺位受害人提出的精神创伤赔偿请求，上议院重申埃尔科克诉南约克郡警察局局长案所确立的要件，驳回了与第一顺位受害人关系更远的、被视为第二顺位受害人的“救援者”所提出的赔偿请求。也就是说，斯图亚特史密斯法官在1994年麦克法雷恩诉凯里多尼亚有限公司案中将救援者视为第一顺位受害人的观点，在怀特诉南约克郡警察局局长案中被英国上议院所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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