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工作场所性骚扰的诉讼救济/鲍雨佳(3)
该诉讼可用一例说明之。原告原为一夜店服务员，在其顾客A的帮助下成为A所在公司的雇员。原告在A手下工作，两周后，A约原告工作后面谈。面谈时，A向原告介绍自己的婚姻状况和他与其工作女伙伴之间的风流事，并提出要与原告发生性关系。原告拒绝了A的要求，此后A开始设置“敌意”的工作环境：A为她安排疑难复杂的工作；让她在他的电脑前工作，而他电脑的保护屏为一张几乎全裸的女体照片等。有两次A向原告展示男性生殖器状的抚慰器；原告想申请升迁时，A让原告画一张形似男性生殖器的播种机。此外，A让原告起草一份文件，文件上有“精子有权生存”和“妓女合法化”的字眼。后来，原告辞职并以性骚扰状告被告公司。
此案件同时包含了性关系雇佣条件和敌意工作环境两类性骚扰，陪审团和联邦地区法院支持了原告，被告上诉至第八巡回法院。第八巡回法院驳回了下级法院的判决，认为性骚扰不成立，因为A的行为未达到“苛刻”和“弥漫”的程度。
余论
对于工作场所性骚扰受害者而言，无论是在公法框架内以性别歧视提起性骚扰之诉，还是在私法框架内以侵权提起民事侵权之诉，两种救济路径并不排斥。关键在于受害者诉讼成本，胜诉几率以及赔偿额等各方面的考虑和选择。上升到整个性骚扰诉讼救济机制的建构而言，前者是一种更能突出社会影响力的诉讼，是一种主要的救济手段，而后者亦能提供前者所不具备的各种补偿措施，弥补前者所依据的联邦及各州公平就业法规的不足，亦是一种有吸引力的被普遍采用的救济手段。
(作者单位：北京大学法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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