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法谦抑视角下的食品监管渎职罪解析/吴富丽(2)
我国食品监管渎职罪的立法，把食品监管领域的严重渎职行为作为一种特别渎职犯罪加以独立规定，这是原有的一般渎职罪和特别渎职罪 【4】并存的立法模式的延续和发展。从我国的食品犯罪情况来看，可谓形势严峻、事故频发。1998年“山西假酒中毒案”到2005年“广州假酒案”，从2004年安徽阜阳“劣质奶粉事件”到2008年“三鹿奶粉事件”、还有“山东龙口毒粉丝事件”、“北京福寿螺致病事件”、“金华火腿肠事件”、上海的“毒馒头”事件、“毒豆芽”事件以及大量存在的用苏丹红、吊白块、甲醛等有毒有害原料生产、加工食品等做法，再加上食用农产品农药残留超标等诸多问题，使得在我国人们所经历的“从农场到餐桌”的整个过程充满风险、可谓步步惊心。种种事实表明，食品安全形势如此严峻既有不法行为人利欲熏心、道德沦丧、目无法纪等个体原因，也有法律法规不健全等制度因素，然而其中最为值得重视的就是国家机关监管监督不力的问题。正是由于监管不力，我们才不得不一次次地面对“病从口入”难预防、命丧“美食”难预料的悲剧。食品安全监管环节存在的问题，实际上等于是明知洪水即将来临还不筑堤坝甚至是自毁堤坝，这样的“人祸”其危害性已经明显达到了严重的程度，因此，对食品监管渎职行为动用刑法进行调控具有必要性。同时，与税收、林业管理、土地管理等领域相比，食品监管直接关系着民众的生命、健康的安全，其重要性更为明显，因此，在上述其他领域都设立了特别渎职犯罪的情况下，设立食品监管渎职罪无疑也是顺利成章的。
食品监管渎职罪的设立是否符合“最小”犯罪圈的要求呢？我们将从三个方面进行逐一分析：首先，从有效性的角度来看，食品监管渎职罪的立法是在食品安全法规定的行政处分和刑法规定的一般渎职罪基础上设立的。对于严重危害社会的食品监管渎职行为，记大过、降级、撤职或者开除的行政处分难以起到应有的威慑作用，一般渎职罪中规定的“致使公共财产、国家和人民利益遭受重大损失”的客观构成要素与食品监管渎职行为造成的后果难以完全契合，因而，造成以往实践中以滥用职权罪、玩忽职守罪追究刑事责任的案件极少。据此，增设食品监管渎职罪是发挥刑法对食品犯罪防控的最后法作用、有效遏制食品犯罪的必然选择。其次，从经济性角度来看，尽管刑法谦抑强调要充分考虑刑法成本投入与收益之间的关系，把刑法成本尽量多地投入到刑法效益高的行为的调控中去，在社会可容忍的范围内对于刑法成本投入高而效益低的行为可以考虑少投入甚至不投入。但就食品监管渎职行为而言，如前所述监管不力是导致食品犯罪猖獗的重要原因，如不进行有效控制其结果必然会造成民众生命、健康受侵犯、国民经济健康发展受阻碍、公平竞争受破坏、诚信建设受冲击等更为严重的损失。而增设食品监管渎职罪，只是把原有的可能通过一般渎职罪去惩处的犯罪按照特殊渎职犯罪去调控，其犯罪圈扩张范围是有限的、较小的，也就是说刑法成本的投入并不会过分增加，但调控效果却会明显增强。从整体上看，这一立法符合刑法谦抑所追求的低投入、高收益的经济性要求。最后，从人道性角度来看，对于关系到民众生命、健康等重大利益的食品犯罪的防控来说，动用刑法惩处严重的食品监管渎职行为并不违背人的本性，不存在苛责于人的问题。通过以上三个方面的考量，我们认为食品监管渎职罪的设立符合刑法谦抑所要求的“最小”犯罪圈的要求。
总共8页
[1] 2
[3] [4] [5] [6] [7] [8] 上一页 下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