危险驾驶罪之醉酒驾车审判实践困境/杨华卿(3)
对醉驾嫌疑人适用强制措施问题主要集中在能否适用逮捕措施以及不适用逮捕又如何保证诉讼顺利进行等几方面。根据刑事诉讼法规定：只有对有证据证明有犯罪事实，可能判处徒刑以上刑罚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才可以适用逮捕措施。显然由于危险驾驶罪的最高刑为拘役在不同时涉嫌其他犯罪的情况下不可能被判处有期徒刑，因此不能适用逮捕措施。（3）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69条第一款关于拘留羁押期限的规定：“公安机关对被拘留的人，认为需要逮捕的，应当在拘留后三日以内，提请人民检察院审查批准。在特殊情况下，提请审查批准的时间可以延长一日至四日。”意思是说，一般情况下，司法机关无法对醉驾行为人实施逮捕，那么羁押期限最长只有七日，七日之内，公安机关要完成案件侦查并移送检察机关审查起诉，检察机关审查完毕移送法院审理，三步骤要在七日之内完成，这显然与我国的司法实际情况不相符合。否则任何一环节时间超过七日，公安司法机关只能对醉驾行为人变更强制措施，这给惯于采取羁押方式办理刑案的公安司法机关带来较大挑战，由于醉驾刑事案件比较常发大量案件的集中办理以及羁押时限的紧张势必给正常的司法办案带来较大冲击，甚至对刑事司法的公正性产生影响。（4）笔者认为，我国可供利用的司法资源极其有限并且分布极不均匀，如果所有的醉驾行为都与普通刑事案件一样进行追诉和审理，这将极大削弱《刑法修正案八》对醉驾行为进行规制的力度，甚至会造成已经不堪重负的司法系统更加捉襟见肘。基于醉驾刑事案件有较其他刑事案件不同的特点：如案情相对简单、证据要求较易满足以及办案程序相对固定等等，司法机关可以根据这些特点，制定专门的办理醉驾刑事案件的简易程序，优化办案程序，以减缓案件积压产生的办案压力，确保司法公正性，不能单纯为了办案数量或者为了严厉打击醉驾行为而牺牲刑事司法的公正性。
（二）对特定程序下证据认定
尽管危险驾驶罪属于轻罪，行为人在接受刑事处罚的同时必然要承受其他一系列严重的不利后果。任何刑罚，对行为人往后的生活和就业都会产生直接或间接影响，正是基于犯罪直接或间接产生的一系列严重后果，醉驾行为人面对酒驾查处会产生惧怕、排斥心理进而可能采取一些规避行为影响醉驾刑事案件查办。实践中一些驾驶员为了规避法律，在交警查处酒驾又无法逃避时会当场饮用随身携带的白酒 以造成驾后饮酒而不是酒后驾车的假象，对这种行为在处理上、证据认定上的确存在难题。主要是抽血鉴定结论受到质疑和挑战，鉴定结论是认定醉驾最为关键的证据，其作用在于证明行为人在驾车状态下的血液酒精浓度。在上述情形下，血液酒精浓度的精确度必然受到驾后饮酒的干扰。笔者认为，在存在驾后饮酒行为但能在极短时间内抽取血液的情况下，仍可以视情况采纳鉴定结论作为定案依据，从医学角度来讲，酒精进入血液并达到相应浓度需要一定的时间，如能在短时间内抽取血液 必将增强鉴定结论的可采性。当然，该鉴定结论是否可采及可采度必须有专业科学知识的支撑法官不能仅凭内心判断而认可或否定鉴定结论。但在行为人驾后饮酒又不能及时抽血的情况下问题就比较复杂了，尽管酒驾者的行为情节比较恶劣，但对于刑事司法而言，对于恶劣情节只有在行为本身构成犯罪以后才可以进行评价，而此种情形下鉴定结论很难证明行为人驾车时的血液酒精含量 按照一般程序认定犯罪非常困难。笔者认为在任何情况下对刑事案件的办理都应当满足犯罪事实清楚，据确实充分的要求。在关键证据存有瑕疵影响主要事实认定的情况下，法官不能依照现有鉴定结论径自定罪量刑。刑事司法实践中比较有效可行的办法是在查处酒驾时做好周密部署，从证据源头上防止此类情况发生，确保所采集的证据客观真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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